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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代封疆大吏的陕甘总督,在整饬封疆、镇抚地方、黜陟百官和厘治军民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于军事需要,总督辖区时分时合,总督名称随之变化频繁,总督治所多次变更,直到乾隆二十五年总督辖区、治所、名称形成定制。最终形成的典型的陕甘督抚模式,使得中央集权在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优化,成为新政期间同城督抚改革的样板。陕甘督抚制度的有效运作无疑为清朝疆域开拓、西北地区子文明的整合,为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框架做出了重要贡献。署、护陕甘总督研究者较少关注,署、护陕甘总督在职能上与实授陕甘总督相差无二,但其“有实无名”,这样更有利于朝廷的控制,朝廷可以随时因某种原因任用,也可以因某些借口而罢免,既防止了地方因罢免官员而出现的负面影响,也杜绝了因授任不合格的人选而出现的一些复杂问题,增添了任用和罢免官员的灵活性。陕甘总督群体构成具有鲜明的“区域特殊性”、个别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征。顺治时期,陕甘总督民族成分中汉军旗人占主要地位。康熙七年,陕甘总督定为“满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因之,与全国“乾嘉以后,汉人渐取代旗人”不同,直至同光时期陕甘总督一职始为湘军将领所垄断。陕甘总督的选任,实行籍贯回避制度,从地域分布来看,上三旗优于下五旗,南方明显多于北方。陕甘总督的出身资格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八旗勋贵阶层占优到科甲出身为主途、由资格参差到较为整齐、由低学衔为多到高学衔占优的发展过程。陕甘总督多由部院大臣转任,地方将军、总督、办事大臣调任,提督、巡抚升任,部院大臣署任,将军、提督、巡抚署任,布政使、按察使护理等六种方式。嘉庆朝以后,甘肃周围省区的军政长官叶儿羌办事大臣、伊犁将军、陕西巡抚成为陕甘总督的主要资历。陕甘总督的任期因人而异,因时而迁,任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离职原因大致有升迁、改调、降调、开缺、卒于任上、以老疾致仕和丁忧等数种,其中正常离职者多。以陕甘总督的任职背景和仕途履历为视点,可以窥视出清廷的用人之道,折射出清廷和陕甘总督辖区特殊的关系,进而勾勒出这一群体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