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行政法领域管理论、平衡论到服务与合作等理论的逐步发展,行政也随之由传统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并服从,逐渐向行政机关主动寻求行政相对人的协商与合作的方向发展。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公共职能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执法手段的柔软性、合作性和有效性,行政机关逐渐倾向于采用柔性执法方式来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执法领域的约谈,就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一定意义上的强制色彩。这种方式一般是由行政主体发出约谈邀请,行政相对人依约参与谈话,约谈双方就实力来说处于地位上的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约谈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流行起来,官方称之为“会晤”。其主要被运用在税务执法领域,由税务部门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邀约,受邀的纳税人应约参与会见,相互就纳税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与谈话。随着税务约谈在实践操作中的广泛适用,一系列约谈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也相继出台。从此,行政约谈开始拓展疆域,不仅在税务领域,还扩展到了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土地管理、价格、消费维权、审计等多个领域。行政约谈的发起主体必须是具有相关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相关法定行政职权的社会组织,且必须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启动约谈,不得超越、也不得随意滥用行政职权。行政约谈的适用条件是在行政机关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证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存在潜在的违法可能性或者存在轻微违法行为时。行政约谈的适用对象是实施轻微违法行为或者存在潜在的违法可能性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发起行政约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预防或者减少行政相对人即将做出的或者已经做出的违法行为对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作为行政执法领域一种新兴的柔性执法手段,行政约谈增加了行政执法中的民主性,有效地降低了行政执法成本,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但行政约谈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在现实中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问题。此时就面临着完善和健全行政约谈制度,这是行政约谈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行政机关一切行使其行政职责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督与约束,而行政约谈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又是一项漫长而又复杂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