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年,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承受着一个历史的事实:欧洲的“十九世纪文明”早已经以武力的方式批判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作为一个思想者,鲁迅观察到一个思想的事实: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欧洲产生了对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文明”提供了理论与精神的基础。因此,在鲁迅那里,传统文明、“十九世纪文明”与“二十世纪文明”分别作为“古文明”、“旧文明”与“新文明”,在不断递进的批判关系中,在不断递进的时间关系中,构成了一个类型学序列。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与“二十世纪文明”之间,“十九世纪文明”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相对于“二十世纪文明”,它作为“旧文明”而存在;但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它又获得了“新文明”的名义,而它也正作为“新文明”被接受与传播。对于鲁迅来说,这形成了一种连续的时代错乱:当欧洲凭借着“十九世纪文明”而从自己的内部描绘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文明的最后衰落;当欧洲在十九世纪末叶发生了思潮的转变,寻找向“二十世纪文明”转换的契机,中国的寻求变革的人们却正将欧洲的“十九世纪文明”当作自己的方案。如果说在前一个过程里,中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里被欧洲视作一个落后的他者:那么在后一个过程里,中国则是主动地将自己转化为欧洲的过去。在鲁迅看来,欧洲与中国之间在空间上的对立与时间上的差异必须消除,而这个消除的办法在于对未来的预先占有,即对于作为“新文明”的“二十世纪文明”的预先建构。因此,虽然鲁迅从没有放弃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但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核心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鲁迅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在“十九世纪文明”的衰落之中加入对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批判,避免中国复制欧洲在“十九世纪文明”中所经历的危机,同时抢先加入对“二十世纪文明”理论的争夺,为中国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文明”的实体而做出积极的准备。“二十世纪文明”是对“十九世纪文明”批判的产物,因而在鲁迅的描述之中,“二十世纪文明”与“十九世纪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客观”与“主观”的对立,而鲁迅同时又把它表述为“梦幻”与“觉醒”的对立。从“十九世纪文明”到“二十世纪文明”,在鲁迅看来是一个从“客观梦幻之世界”到“主观与自觉之生活”的变化过程。在鲁迅的描述中,“十九世纪文明”的构成包含着“物质”与“众数”两个方面,并在政治领域展现为以下的环节:人作为“国民”而成为真正的“人”,由作为“国民”的“人”组成了一个政治性的“社会”,而这个政治社会的中心则是“国家”。在“十九世纪”,“国家”对于“人”居于绝对主体的地位,它将“人”指派为“国民”,并形成了对于“国民”的专制。“二十世纪文明”则以“非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构成原则。鲁迅以“非物质主义”颠倒了“十九世纪文明”中“物质”对“精神”的统治关系,他不仅确定了“主观之内面精神”相对于“客观之物质世界”的优越地位,而且以“意志”(“意力”)为中心重建了“主观之内面”的形式。对于鲁迅来说,确定“意志”的地位,是树立“个人主义”的前提,而正是通过“意志”的力量,人从“十九世纪文明”中的“人”,在“二十世纪文明”中变成了真正的“个人”。“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作为“国民”的“人”以“国家”作为价值的标准,而“个人”将自身作为意义的源泉。“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政治领域的面貌与组织形式,“十九世纪文明”中的政治性的“社会”,在“二十世纪文明”中被改造为具有“大觉”的“群”:“十九世纪文明”中的“国家”,在“二十世纪文明”中被上升为“人国”。“国家”所确立的是“国民”对它的臣服关系,而“人国”则将自身展现为“个人”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二十世纪文明”废黜了“十九世纪文明”中所存在的“国家”对“国民”的统治,克服了“十九世纪文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所形成的断裂与对立,也因此它颠覆了“十九世纪文明”所描绘的“客观梦幻之世界”。“二十世纪文明”驱使“客观”向“主观”臣服,将主客观的关系全部收回为“主观”内部的关系,从而将整个生活世界转化成了自我再现、自我表现与自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