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