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金融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日渐提高。然而,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出现了新的矛盾,同世界整体水平相比,我国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长期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容易产生诸多矛盾,阻碍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对社会稳健发展形成诸多挑战。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有必要在2020-2035年间,重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着力解决包容性增长的问题。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尤其是普惠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对城镇金融发展发挥间接减贫机制的认识有些许不够深入,在借鉴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我国城乡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政策背景和现实需求相结合,引入熊德平教授（2019,2020）提出的“直接普惠”与“间接普惠”的概念框架,建立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直接普惠”机制与城镇金融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间接普惠”机制,以探究城乡金融发展的动力机制,为“直接普惠”与“间接普惠”的概念提出以及作用效果检验提供依据。本文在回顾和借鉴既有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城镇金融与城镇金融发展、包容性增长等基本概念,并且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林毅夫的研究成果以及金融集聚理论出发,指明了城乡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门槛效应、非均衡效应、减贫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从生产要素、城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城镇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实证部分,考虑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可得性,选取1978-2018年全国以及剔除海南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以外的28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衡量城镇金融发展的指标以及衡量包容性增长的指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城镇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是从全国来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二是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三是从全国来看,城镇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城镇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四是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城镇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城镇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有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而中部、西部地区城镇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城镇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因此,本文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机制以及东部地区,城镇金融发展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机制的结论。根据研究结论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发展经验,文章提出完善发展目标,健全法律法规,提升金融服务;打破区域限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鼓励农村金融发展,推进农村地区减贫促收;坚持共享发展,发挥财政政策的分配能力四点对策建议,为推动我国包容性增长提供相关的可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