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电视读书节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自从诞生至今，这种小众的专业电视节目类型就有着硬币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背负着各种文化理想：传递文化知识、分享审美趣味、启发多元思维。在印刷媒介日益被电子媒介替代的今日，不少人寄希望于通过电视读书节目，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和对文化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电视读书节目一直被视为精英文化的代名词，在追求收视率和广告回报的媒介生态中，始终摆脱不了曲高和寡的生存困境。在2013年4月23日世界阅读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我国18~70周岁国民每年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仅为4.39本，成为世界上最不喜欢读书的民族之一——也许这也说明了为何国内的电视读书节目总是屡战屡败。但反而言之，这也证明了国人多么需要优秀的电视读书节目来维系我们岌岌可危的阅读习惯。纵观海外电视读书节目的发展历程，很多成功案例已经证明电视与阅读并非水火不容。例如美国《奥普拉脱口秀》的《读书俱乐部》单元(Book Club)、法国毕沃主持的《猛浪谭》(Apostrophes)、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等都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成功逆袭。对于电视媒介而言，这些电视读书节目提升了媒体的文化格调，为电视台赢得了口碑；对于受众而言，这些节目不仅推荐好书，让他们节省了选择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而且读书节目传递的信息往往比一般的娱乐节目更有文化深度，更有多元视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些电视读书节目提供了广阔的思想传播平台，同时也铸就了一条成名的捷径；对于对于出版界而言，好的电视读书节目更是整个行业复兴的救星；而对于整个大众文化而言，电视读书节目成为一股清流，净化着日益异化、恶化的泛娱乐化文化生态环境。当然，所有的这些助益并非电视读书节目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构筑一个独特的“媒介场”(Media Field)——本研究借助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媒介文化理论，将电视读书节目视为一个不同于其它电视场域的独特“媒介场”，在这个场域内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机融合”，无论是电视媒介还是知识分子，只要加盟其中就要遵循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也要尊重精英文化的学养操守，才能最终实现“媒介场”的良性循环，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