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立足于广西瑶族大寨村和广州汉族溪筑社区两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电视与中国大众生活展开深入和细致的民族志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电视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时至今日，无论是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村寨还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对电视使用的过程中，于时间空间、婚姻家庭、社会交往、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与以往传统的生活状貌。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在全球化和中国转型过程中电视与大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生活透过电视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形态、意义和变迁。　　本文首先对国外有关于电视的研究、人类学基于全球化理论所进行的大众传媒研究、国内关于电视的新近研究，以及大众生活的概念等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指出国内人类学就电视展开的相关研究及理论探讨的局限性，主张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利用民族志的方法论，将电视和大众生活之间多层面的互动关系放入理论讨论之中，并通过田野的观察与实践来完善和补充理论观点。在本文开始讨论之始，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众传媒在不同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使用特征和电视进入民众家庭之初至普及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其后，通过对两个调查点关于知情情况和获知途径的调查分析，对大众传媒媒介进行比较。在自然条件的限制、电视本身的功能特点、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电视在与其他媒体一同发展的过程中，其影响范围最为广泛，为人们最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随着电视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电视成为了生活内容之中新的一部分，人们与电视所展示出来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新的生活的表征之一。两者的亲密关系的产生和建立首先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因素也有所联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电视对时间安排、居住空间、婚姻家庭、社会交往、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笔者经由田野实践对在城乡和不同民族之间多层次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第五章中，对不同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应经济模式下不同行业的人的日常时间安排进行了描述，讨论了电视在人们日常时间消费策略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由于年龄、职业、身份、喜好和观看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特殊的时间消费策略。在第六章，就两个田野点从通婚圈的扩大到择偶标准的变化，从恋爱形式的发展到恋爱结果的产生，从传统的婚俗到新式的婚姻形式，以及家庭成员通过电视所体现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相处关系，还有对孩子从出生成长和教育等等展开讨论，各种关系着婚姻家庭的文化事项都能经由电视发现其中细致微妙的变化。有关于电视与空间的讨论在第七章中进行，人们的居住空间、房屋建设和居室设计等方面的变化在电视节目、节目制作和电视机的摆放位置都有所关联，公共空间中的电视更是有其自身的独特意义和功能。第八章深入阐述了电视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怎样的资源，在娱乐休闲、礼仪礼物、语言交流和交通出行方面人们是如何通过电视来实践社会交往的。第九章对电视节目的消费与再生产以及人们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进行讨论。第十章就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如何对传统进行承继、复兴和变迁进行讨论。最后是结论，以人类学的整体观将电视与大众生活之间的讨论纳入到全球化理论视野之中。　　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和创新。其一，在实践上，开创性地将目前国内就单一民族或地区的电视民族志研究拓展至城市社区，跨越城乡、民族和地域上的界限，展开全面的细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填补了国内人类学电视民族志研究空白。其二，本研究是笔者硕士研究成果的深化与提升，在理论上，将电视与大众生活纳入全球化理论视野中讨论，进一步深化大众传媒与大众生活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阐析和扩展人类学的一些观点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例如对“大众生活”一词也做了概念的界定和应用的尝试，冀望对改革后中国城乡之间不同民族的民众生活的内涵能有更深一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