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华夏文明的近代转型为坐标,围绕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这一话题,讨论了科举制产生的文明结构背景,科举制在华夏文明系统中的重要功能,近代革废科举的过程和方式,废科举这一举措所存在的直接问题和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这一改革方略背后所存在的深层观念和方法论思维等问题。论文的核心思想是,科举制度在华夏文明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功能,这一制度不仅与整个社会结构高度地嵌合在一起,而且也有着超出古今中西范畴和人类成功文明共性的东西。但以科举制为纽带的华夏文明系统与近代文明之间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给这一制度和中国的近代转型造成了巨大困难。最终,国人在沉重外来压力与特定认知、观念和诉求的影响下,采取了“合科举于学校”的改革方略,用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从而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体系。但这一做法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也留下了很多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社会出现结构性的散架和蜕变。东方文明在学习西方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由文明系统的结构异质性所带来的种种变革困境,科举革废这一个案说明那种直接照搬和另起炉灶式的制度变革方式会造成“双重蜕变”的实际后果。由各种异质性和排异反应所带来的冲突和两难,官僚国家的恶性扩张和权力失控,以及自身文明崩塌所引发的功能紊乱和社会蜕变,也导致从西方植入的制度异化变质,无法发挥正面功能,这是近代中国转型受挫和制度移植失败的一大深层原因。论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展开：1、华夏文明在历史中演进出“大一统”的政治架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列国争雄的紧张政治生态中,高度集权的国家所具有的组织优势使秦国被历史所选择,华夏文明自此迈入了大一统时代。大一统王权这一政治架构的形成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产生了某种定向性影响,汉承秦制及此后的王朝统合多少反映了这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不惟如此,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大一统王权在华夏大地上浴火重生、一再重建的事实也反映出其内含历史合理性。具体而言,这种合理性一方面体现于它在应对内外环境特有挑战时所具有的功能优势：高度集权国家所具有的组织动员能力、协调号令能力和资源集中使用能力使其在大规模治水、赈灾和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性袭扰方面更为成功。另一方面它的规模优势使之具有搭建一统流通平台,深化分工协作,提升文明开发层次的可贵能力。2、“大一统”政治架构内在局限性使得对国家权力的“驯化”成为华夏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儒学在这一架构中迎来自己发展的机会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高度集中的权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走向滥用的巨大风险,而作为大一统政治始作俑者的秦王朝则以自身的“二世而亡”将这种风险再清楚不过地彰显了出来,提供了供后面历朝历代以反复咀嚼、反复掂量、反复自惕的反面教材。正是这样一柄高悬在工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汉代统治者不得不从“有为”政治转向“无为”政治,从“霸道”走向“工道”,从苛政走向仁政、从“君本”走向“民本”,并由此与儒家倡导的治理原则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也通过对儒学的发展突现出其对大一统工权的规范作用。这样,一统工权和儒学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使得高度集中的权力在体现自己竞争优势的同时,较好地控制住了自身“失范”的风险,从而从历史的不断优选中最后稳定下来。3、国家权力的“儒化”是一个过程,而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这一磨合过程的产物,也是这一磨合完成的重要标志。大一统工权的“儒化”同时也意味着儒学与儒家进入国家权力体制之中。汉代盛行的经学和春秋决狱这样的事件就表明权力运作已经与经学解释学发生了互动,权力的运作已经被包裹在由儒家的意义世界、话语、治理原则和规范体系所形成的文化网络之中。然而进一步的儒化程度加深还有待于复杂的制度性加固。在事关重大的精英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储备和教化等方面的儒化中,华夏文明经历了从察举制向科举制的制度性转换。科举制的形成、不断改进与最后定型最终使得儒学、社会与大一统国家之间实现了紧密的结构性嵌合。4、科举制作为“大一统”社会结构中的有机“嵌合物”,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科举制加固了大一统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保证了社会领导精英的质量,大大加深了统治精英集体的儒化程度,推动了以士为主体的儒家文官集团的形成,使儒家的文治礼教原则深入到统治精英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从而在驯化权力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不只限于国家治理结构的顶层,这一制度还在社会中大量、反复地沉淀下无数的士绅,他们不仅成为基层治理中的砥柱,发挥沟通官民、接续传统的作用,而且还在建构对社会治理极为重要的“文化网络”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从而使传统基层社会实现高效低成本治理成为可能。此外,科举制度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将一统王权、儒学、士大夫官僚和士绅社会联系起来的一个核心制度枢纽,也是不断完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传送带,维持一个社会平衡和长治久安的很多必要功能都被复合在这一制度之下。尽管这方面的许多做法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文明有着很大差异,但其背后无疑有着诸多人类成功文明共性的东西。5、科举制不是没有自己比较显见的弊端,它在近代亡国灭种重压下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有其时代性的可理解之处,但贸然地全面革废科举制给华夏文明带来的结构性、功能性伤害是深远的、毁灭性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受挫与此是有内在关联的。应该说,科举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它也具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比如八股文考试走向僵化,考试与选才间的名实背离,社会才智的浪费,教育因与儒学形成垄断性关联而走向知识结构的单一化,社会上升渠道的逼仄,等等。因此,为了应对严峻挑战和从一种高度整合的大一统文明走向现代多元社会,近代中国需要对科举制度做出有针对性的重大调整,但改革者贸然以学堂取代科举的结果不仅是由官僚国家推动的、快速上马的学堂浪费大量民间办学资源却无法保证教育质量,传统教育规范和精神失落,授予学堂毕业生以科举功名的做法使国家名器泛滥,整个文官系统走向崩溃,使原来乡村社会所容纳的大量读书人脱离乡村,很多从积极的建设性因素转化成为破坏性的社会边缘人,更重要的是,废科举从根基上动摇了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毁灭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造成了精英的离心、社会文化网络的塌陷、整个文明朝“武化”方向的退化。而所有这些都将我们向“社会现代化”进发的动机,转变成为完全背离“社会现代化”的惨痛现实。梁漱溟先生在回首近代中国发展之曲折时,感喟曰,“自伤”甚于“他伤”,诚有以也。6、除了蒙受巨大的外来压力外,科举制被改革者贸然废止有着深层次的观念原因。首先,当时人无法意识到复杂文明系统的非线性和有机性特征以及东西方文明系统之间的高度异质性,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和线性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想当然地直接采取了形式照搬、另起炉灶的做法。人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迅速实现“进步”,结果却导致了自身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崩塌；其次,当时人无法意识到人类的有限理性在对社会这种“复杂大系统”进行改革时需要审慎,需要采取试错摸索和“碎步前进”这样较为安全、较为有效的改革方略,而是以为通过速变、大变、全变就能一举解决问题,最后把整个文明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最后,它过于迷信对西方制度的形式照搬,却没有意识到科举制度在支撑华夏文明的精神家园和社会文化网络上的重要作用,没有真正意识到任何成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都需要文明教化所保障的意义世界、精神家园和底线秩序的支撑,而毁掉了这一基石,移植过来的制度便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毕竟没有一个人类成功的文明可以在一片荒凉的文化沙漠上建筑起自己美轮美奂的大厦来。所有这三方面的问题,在根源上都基于我们对有着时间厚度的“历史大智慧”的盲然,基于不自觉地将人类理性与有意识行动看成为社会与制度演进中的唯一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自觉地走上了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看不到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在演进中的开放性,是以自身在漫长时间和特殊境遇中形成的独特结构为前提的,看不到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所能运用的手段,必须要以本土性的文化资源为主的,“路径依赖”在这里是无可避免的,看不到对这类复杂大系统所做出的改革,应在不断与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暗示”对话的基础上做出试错性摸索。上述这些作为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并非纯粹地发思古之幽情。今天我们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同时我们也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方略。在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意义、对我们这个民族影响深远的时刻,认真总结我们前人失足的经验教训,标识出一条“覆车之鉴”,显然是有着理论与现实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