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把启蒙运动以来的正义理论按其使用的方法划分为两大类：“先验制度主义”和“着眼于现实”的正义研究方法。森在继承第二派的基础上批判了第一派和功利主义方法。他认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先验制度主义”方法采用契约论方法,具有制度原教旨主义倾向、地域狭隘性以及忽视全球正义等缺点；而功利主义方法则具有忽视分配、漠视权利以及信息焦点不稳定等缺点。森使用社会选择理论作为关注现实的比较方法的推理框架,这种推理框架坚持广义后果论评价和多元信息主义立场,不要求评价的完备性,并将自我审查纳入理性的范畴,强调道德评价应建基于开放的公共理性。森采用可行能力作为正义理论的信息焦点。可行能力指的是个人可以实现其有理由珍视的事物的机会。可行能力是生活的目标,而资源是生活的手段,可行能力也比福利具有更大的涵盖范围,因此可行能力作为正义理论的信息焦点比资源和福利更具有实质相关性。森将民主看做是协商治理,与公共理性有天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民主具有全球性。媒体在推进民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全球民主以及全球理性为实现全球正义提供了可能性。人权作为一种道德主张,具有内在的重要性,而这种道德主张并不需要立法承认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发展的目的是自由,同时自由对于发展也具有工具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