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个有野心和抱负的作家,每个阶段都在尝试超越以往的创作。在“故乡”系列小说之后,《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四部小说构建了一个“说话”世界,在该世界中具体呈现了众多的“说话”形态、言说的混乱以及无处言说的困顿。刘震云着重探讨了言说者因为人人社会的特点、言说者之间的空间错位而造成的孤独境遇。刘震云由此纵深挖掘了底层人物的心灵状态,探析了他们生存困境的另一个维度——内心交困,展现了世俗伦理的瓦解以及普通大众荒诞挣扎的人生。可以说“说话”系列小说的最大意义在于对平民精神孤独的深入探索,尤其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代表。但是其他三部小说影视化的创作倾向严重损害了文本的严肃性,算不上成功的作品。全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刘震云所描绘的“说话”世界,在“说话”系列小说中分布着众多的“说话”形态,有喋喋不休型、沉默寡言型。其次人物言语的混乱与其背后不顺畅的生活状态紧密结合。这种混乱也造成了小说文本层面叙事的“绕”。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造成言说者孤独境遇的背后原因。“说话”系列小说展现了人人社会的特点,即当中国人遇到极致的痛苦时,倾诉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但依靠道德维持的私人关系在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不再可靠,揭示了中国文化生态的特点。此外,说话者和受话者经常处于空间错位的情况下,“说不着”成为必然结果。面对如此困境,主人翁踏上出走之旅。第三部分探查了刘震云该阶段小说的主题内涵。刘震云超越了以往的创作,揭示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的另一个侧面——内心交困。传统的世俗伦理已濒于瓦解,伦理关系以“说得着”与“说不着”来划分。刘震云笔下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沦为荒诞的闹剧,表现为个人与日常生活的背离、无法摆脱的命运。第四部分总结“说话”系列的意义与不足。刘震云以一个系列的小说来完成对平民精神孤独的探索,在当代文坛实属罕见。但强烈的戏剧化情节、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情欲的直接化表达等影视化创作倾向损害了思想深度,略显浮躁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