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四川的山区以及周边地区,这恰恰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的聚居地。为数不多的羌族在这次地震中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震后的恢复情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党和国家投入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支持,以期尽快帮助灾民摆脱地震的负面影响。但地震的破坏涉及到方方面面,灾后重建过程中也面临着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而且重建政策在城镇和农村不尽相同：城镇由各个省市进行对口援助,有统一的规划；而农村,尤其是受灾不是非常严重的村庄,则更多的需要自我恢复的能力。这就给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观察羌族村寨在社会结构重组过程和模式,故笔者在本文着重关注羌族村寨在灾后村庄秩序的恢复和社会结构的重组问题。本文是作者和项目组成员在两次深入实地调查地点,运用结构访谈法和深度的个案访谈,加之与当地羌族人民共同生活的观察完成的一篇论文。在本篇论文中,笔者选取了“国家—社会”视角对灾后重建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村民行动的互动情形进行了描述和研究。同时,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项地震社会学和灾害社会学研究,因为本文试图通过对在救助和重建中,对震后日常生活的应急、震后经济生产的恢复、震后宗教信仰的维续、村庄基础设施的改造、公共服务的提供、房屋重建的争端等内容进行了描述。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本文的落脚点放在国家和村民两者各自的行动逻辑和国家的资源提供方式,以阐释震后村庄社会结构重组的模式。通过对这种模式的形成要素进行深入解析,笔者对遭遇重大破坏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再生成给予归纳性总结和理论升华。本文的理论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组关于国家和村民互动模式,它们分别是基于乡村内部的私人领域,基于国家范畴的公共领域和国家-乡村交织在一起的共生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形态各不相同,并且在行动主体,实践领域、功能和价值取向上各有特点。这三者基本上涵盖了灾后羌族村寨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结构从无序逐渐走向稳定的基本形态。因为一个羌族村寨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在应对变化的社会环境时,通常能启动一定的调节,即通过两大均衡机制——内部社会化和外部社会控制以达到维持动态平衡的目的,从而保障村庄自身的有序运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村庄的社会结构是在与外在环境的不断调适中实现内部结构的均衡。这也意味着国家介入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与村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