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外交是指由次国家政府、地区、地方或非中央政府自行对外展开国家关系的行为，目的是为了促进自身利益。其特性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整体进展而显现的。本论文旨在试图引入平行外交理论框架，用以定位澳门回归中国前后，对外联系的路径和结果。按照平行外交有关理论的目的导向区分，可进一步细分为:功能性平行外交(functional paradiplomacy)与认同平行外交(identity-basedparadiplomacy)两种次类别。澳门对外展开平行外交的类别显然属于前者，因其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等利益，从历史经验、内部人口构成甚至居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感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属于追求地区独立形态的后者。本文在对回归前的平行外交研究中，主要截取了1974-1999年这个所谓的“政治自治及过渡期”做为研究时段，原因在于，这是澳门回归前平行外交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　　回归前，澳门平行外交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参与各类国际组织，以及拓展了欧美两大出口市场两大方面，美国成为澳门最大的出口市场。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促进了澳门地区经济，提高了地区知名度及国际地位，经贸上，利用欧美给予的多项贸易优惠政策和出口配额，建立和发展了出口加工业，使内部经济结构趋于多元化。但由此也塑造了澳门这个微型海岛经济体对欧美两大市场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回归后的平行外交成果，主要可梳理成四大领域:包括发展或加强了与葡语系国家、欧盟以及对亚洲邻国的对外关系、广泛性加入各类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其结果是，确认了澳门成为促进内地与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在经济、商业和文化交流的的平台。同时，澳门也成为欧盟推广亚洲投资项目的受益地区之一。活跃的地区领导人出访也有利于提高澳门的地区知名度，使亚洲国家注意到澳门宽松的投资环境和欧洲式的立法和司法系统，愿意利用澳门这个自由港，作为进入近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腹地的跳板。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对美、澳的官方政策和报告文本及其统计数据的量化对比分析，以澳门汇业银行事件和美资进入澳门博彩市场作为两个个案分析工具，通过近年澳门与美国平行外交的实践，最终在于揭示美国因素如何在澳门社会逐渐增长，以及澳门特区政府如何为保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及自主权，在一国的框架下实行有限的功能性平行外交。总之，本论文探讨的主题包括四点:第一，阐明澳门特别行政区“平行外交”的相关概念与内部美国因素增加下的国际环境背景;第二，藉由澳门回归前后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的具体实践相对照，检验“平行外交”相关概念的多重内涵;第三，深入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把澳门特别行政区“平行外交”纳入中国外交战略的框架中进行复合性思考;第四，经过上述三个步骤的分析，提出以叙述、解释和诠释澳门“平行外交”发展动态的概念建构及内部增强中的美国因素。　　主要的研究结果或结论包括，美国因素对澳门的影响，已涉及立法、行政、社会和经济等各项领域。回归后，“美国—澳门政策法”的出台，标志着澳门问题已纳入美国关注的视野。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在澳门投资规模的增大，相应其在澳门的利益也在持续增大。美国对其在澳门的利益是这样界定的:争取澳门支持反恐;保护在澳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支持澳门维护本身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独特生活方式及公民自由;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澳门合作共同与违反知识产权、非法转运纺织品、洗钱和其它跨国犯罪行为做斗争;并监察中国是否遵守国际承诺而维护澳门的高度自治。鉴于美国是澳门最大的出口市场，因而迫使澳门政府在政策上尽量予以配合。美国因素在澳门社会内部的持续增长，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澳门政府在打击非法转运和盗版活动、执法培训及反恐主动领域主动配合了美国的要求。做为回报，美国将澳门从“301"条款中的优先观察名单改为一般观察名单。在反恐方面，澳门立法通过了《反恐法》，宣示了反恐的决心，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金融活动的力度，签署了12个国际主要反恐公约和协议中的6个，澳门金融管理局按照美国提供的恐怖主义分子与组织的名单，对基地组织、塔利班成员和本.拉登可能存澳的基金进行搜索。另外，澳门警方对于美国执法部门在反恐事务上要求的协助也予以配合。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国正通过对澳门执法部门人员的培训来帮助澳门加强出口控管的机制，澳门除了选派有关执法人员到位于曼谷的国际执法学校接受定期培训外，还派人前往美国、日本、英国及其它国家接受培训。在执法方面，双方合作继续深化，美国执法部门委派驻香港领事与澳门同行就洗钱、非法转运、国际走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项议题进行合作。澳门政府甚至还允许美国移民局官员常驻澳门国际机场。　　另一方面，在对两个个案进行报告文本研究和数字分析时，分别发现:，仅就汇业银行事件个案而言，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就汇业银行是否涉入非法洗钱等问题的独立调查报告，再比对其它的资料来源均可得出结论: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汇业银行涉入美国所指控的洗钱及伪钞交易，虽然有关报告也指出汇业银行内部疏于采取严格的反洗钱程序。即便，事件发生后不久，澳门便立法通过了《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法》。但，美方一方面依然最终坚持做出将该行视为“受高度关注的清洗黑钱的金融机构”的惩罚性判决;另一方面，为了达致迫使朝鲜放弃核武的政治利益又解冻了朝方在该行的资金。但，最终美朝双方的博弈结果是美朝两家绕过中国和解了，汇业银行却最终沦为国际政治博弈下的牺牲品，相应地损害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利益，更对中国主导朝核六方会谈建立起来的软实力造成了损害。　　就美资进军澳门博彩市场个案而言，澳门社会增长中的美国因素是以拉斯维加斯跨国资本对澳门行政、立法和社会产生影响的形式呈现出来。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打破了历史上的葡式垄断专营制度惯性，实施有限度的博彩市场开放政策。于是，拉斯维加斯跨国博彩业资本得以进入澳门，从美资市场参与者威尼斯人集团利用特区政府试图急于借助其现有的营运强项，以求达致从单一博彩经济模式改观为多元博彩旅游经济模式的心理，通过策略互动，使当局改变了原有仅核发三张赌牌的既定政策，最终导致了当前六家竞争的格局，其中，美资市场参与者在本地博彩业资本结构中占了三家，达50％的比重。再到另一家美资市场参与者永利度假村有限公司，利用赌牌转让的政策漏洞施展“搭便车”策略，未正式营运便赚进了9亿美元的赌牌转让费。其后，更以暂缓投资甚至威胁要撤出澳门的手法，迫使特区政府通过了《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达到了一直希望的通过直接发放贷款吸引高端赌客的目的。3+3赌牌发放模式，造成博彩业内部过度竞争的趋势，边际利润下降，迫使市场参与者走向规模竞争之路。如此间接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了目前市场客源单一，日趋依赖于庞大的内地赌客消费群，大量的内地资金流入赌场并转化为收入流出国外，同时也加剧助长了内地官场的腐败之风;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占用了社会大量的土地、劳力以及交通等资源，又使内部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成为了澳门众多社会矛盾激化和冲突的焦点。　　随着美商在澳门庞大的投资利益及占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已威胁到特区的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类似“美国政府必然会像关注香港内部事务那样，也开始关注起澳门的内部事务，尤其是民主进程、二十三条立法及人权等敏感问题，并希望能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担忧，在当前的澳门社会已渐成主流的观点，并成为近期新的博彩业调控政策的思考逻辑，或许可将之视为对过去数年博彩业过度增长结果的一种修正和制度性纠偏。　　从本论文的创新角度看，将澳门的美国因素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各个不同角度予以分析，这类著述基本没有，亦尚无把澳门美国因素视为一类整体研究对象的先例。本项研究尽管借用了两项个案工具，但最终目标是由个案现象归纳整体规律。此外，本项研究通过引入案例分析，将美国因素细化为政府间和非政府两类，力求在平行外交理论框架下的功能外交模式为研究澳门美国因素提供一条可行的新思路。特别是在分析汇业银行事件的个案研究中，运用收集到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就汇业银行是否涉入非法洗钱等问题的独立调查报告原始资料，论证了美方对该行言过其实的指控，揭示了蕴含于事件背后的真正目的。上述报告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是论文写作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另外，本论文的特点之一，还在于注意运用收集到的各种官方数据，进行大量的量化分析，这样使得论证更据可行性，论据的可信度也相应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