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遵从决策和税收遵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一国的财政收入规模,税收遵从行为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税收遵从决策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在内的传统税收遵从决策研究,都是基于微观视角,分析个体纳税不遵从产生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本文将税收遵从行为的研究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从宏观视角来研究税收遵从决策,分析影响国民税收遵从的各种宏观因素,以及税收遵从决策路径。本文借鉴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税收遵从决策多角度的研究,构建一个涵盖威慑因素、政府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纳税人个体特征等因素的税收遵从决策模型。专门针对威慑因素和政府因素,运用博弈分析法分别构建公共产品供给与税收遵从博弈模型和税收征纳双方博弈模型,说明税收不遵从产生的原因以及威慑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对经典税收遵从理论(包括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所公认的威慑因素,即稽查率和惩罚率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提出质疑,提出“威慑逆转”这一结论。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在一国税收道德较高,逃税程度和腐败程度较低时,提高稽查率和惩罚率才能提高税收遵从程度；当一国逃税普遍,腐败成风的时候,提高稽查率和惩罚率反而会促使腐败的滋长蔓延,降低遵从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税收立法、公共产品供给、税收征管和税收道德四方面提出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的建议,以达到减少国家税收流失、促进纳税服务规范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