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19世纪的现代化冲击时，只有普鲁士、俄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能够通过自主推进现代化改革加以有效应对，而强大的国家传统正是这些改革得以进行的共同条件。尽管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前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传统和外部政治环境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但由于催生改革的外部挑战都具有鲜明的现代化性质，因此三场改革所确立的基本目标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改革传统身份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所讨论的三场早期现代化改革是普鲁士1807年改革，俄国的1861年改革和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三场改革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现代化改革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从而应对强大的外部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及构建现代社会就成为这些改革必然的选择，而传统的身份制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便自然地成为改革的对象之一。这三场改革中都有直接涉及到身份制度的改革措施，其基本的取向都是建立以平等化和自由化为取向的现代身份制度，但由于各种条件的约束，在改革措施的具体设计和实际推行中，真正得以实现确实是以不同阶层在身份制度上新的不平等。这三场改革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但改革后所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社会结构对身份制度进一步的平等化和自由化都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其他方面的继续现代化也是如此。　　虽然这三场早期现代化改革发生时的内外条件和改革措施有重大差别，但经过改革后的三个国家有以下三个共同点:即相对社会力量而言强势主导的政府;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层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普通民众的公民权利部分得以实现但政治权利则被严格限制。在经历早期现代化改革后，这三个国家形成了现代化程度不同的威权君主制，这种体制对内倾向于压制整个社会进一步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趋势，对外则倾向于强势扩张以抑制国内危机。而在历史上，这三个国家的此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是在对外战争失败后才被外力所打破的。总而言之，强大的专制国家传统虽然能在特定时段推进初步的现代化改革，但其构建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却往往成为整个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