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与转型，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时“道德失范”、“诚信危机”、“信用危机”等频频印入眼帘。今日，当承认中国的道德建设问题同样面临着西方开启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冲击的时候，应该说中国理论界对西方学者回应现代化进程而作的对道德危机问题的理论思考的借鉴和参照，就尤显得必要和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问题在于，我国当前遭际的道德危机问题可能更复杂、更深刻，不仅存在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断裂，而且有着中国和西方在不同地域上形成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因此，思考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就不仅需要关注时代性的因素，更需要关注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与西方在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差异上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性因素，亟需作中国社会政治史和伦理实践史的考察。虑及于此，这里遂转向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的视角，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结合伦理学的分析，以“道德维系机制”为立足点，在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当代中国遭际的道德危机问题。　　其实，道德能否发挥其功能、保持自身的稳定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践行，不仅有社会道德体系本身的原因，也不仅有法律制度建设、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也离不开相应的道德维系机制。一般说来，凡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实现了道德维系机制的转型。路德的宗教改革，恰恰在基督教通过外在的教会维系道德的机制出现危机时，成功实现了基督教通过内心对“上帝”的信仰维系道德的机制转型，为西方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基础，避免了大范围道德危机的出现。　　本文以结构功能分析和比较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结构及其解体与当代启示。其中，对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及其解体的分析，并不过多关注道德之合理性、科学性或真理性的形而上学式回答，而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政治结构转型，将道德置于历史过程和社会政治结构当中，探讨道德维系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系。因此，将道德问题的分析从哲学、伦理学维度转向社会政治学维度，则成为本文的着力点和力求把握的主题，并试图从道德维系的角度，对中国在近现代转型中所遭致的深刻道德危机给予另一路向的解释，继而，从中探讨道德维系与政治、国家政权的关系，将道德的维系置于更稳定、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走出现代化进程所引致的道德危机困局。　　本文结构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四章。导言以当代中国遭际的道德危机为分析对象，在评述理论界思考道德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路向的基础上，引出本文的分析思路，即在社会政治结构当中思考道德维系问题。第一章，主要考察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生成。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孕生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和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与秩序整合中逐步成型。期间，伴之于历史主体的实践选择: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原始儒家基于“天道”认识的文化道德使命对其的理论型塑和政治统治者基于政治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而对它的自觉接纳与模塑。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生成是历史理性、理论思维理性和政治实践理性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产物。第二章分析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结构。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以“道”、“天命”为终极价值依据，由国家政权的“道德教化”、儒家文化的“道德濡化”和社会精英的“道德承化”三部分构成。国家政权以帝王作为“道”、“天命”的秉承者和体现者为基础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职责，儒家文化以对“道”、“天命”的解释和论证发挥着“道德濡化”的功能，社会精英（尤其使儒家知识分子为主的“士君子”阶层）以其对“道”、“天命”的理性认知和把握而实践着“道德承化”的历史使命。三部分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维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第三章主要分析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解体。在肇始于西方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变迁和皇权“天命”的陨落，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解体了，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权的道德教化在近现代转型中的式微，儒家文化道德濡化的弱化和社会精英在近现代转型中“道德承化”传统的中断。第四章分析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及其解体的当代启示。中国传统的道德维系机制解体之后，社会一时又很难生成新的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现代道德维系机制。由此引发了深深的社会道德危机。此时，任何试图倚重或重走传统的政治化路径以克服社会道德危机，显然都难以奏效。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形成现代的道德维系机制，使道德由外在的对人的约束真正化为社会主体内在的自律，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厚实的道德基础。主要考察:(1)当代中国遭际的道德危机与传统道德维系机制解体之间的相关关系(2)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与国家政权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3)先进文化建设的道德担当问题;(4)法律制度化向度中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问题。在结论中对全文观点作了简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