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金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迄今已逾千年。它起初适用于私犯,具有鲜明的惩罚性,后被引入契约法。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民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突出地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违约金的认识及定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陆法系下的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和赔偿性的双重属性,而英美法系则只承认违约金的赔偿性,将补偿原则确立为违约救济理论的一般指导原则。那么,惩罚性违约金与赔偿性违约金究竟有何区别?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是否可被其他民事责任救济方式所取代?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是否将随着法制的进步而不再被承认?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金是否具有“惩罚性”的功能?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近现代的中外学者对惩罚性违约金的论述较多。在国外,有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尔姆斯的著述《普通法》,该书提出了“违约不应受道德非难”的观点。另有波斯纳的著述《法律的经济分析》。波斯纳作为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在该书中提出“效率违约”理论,主张通过对交易过程中成本与风险关系的分析来重新评价合同责任的功能和价值。在国内,早期有民国时期的如胡长清、史尚宽、郑玉波等民法学家关于违约金的著述,但他们多把“惩罚性”作为违约金的本原色彩;近期则先后有梁慧星先生的著作《论合同责任》、崔建远先生的著作《合同责任研究》、王利明先生的著作《违约责任论》,以及陈学明先生的论文《惩罚性违约金的比较研究》、韩世远先生的论文《违约金散考》等多篇论著。本文从惩罚性违约金的基本特征及构成要件入手,研究了惩罚性违约金的基本法律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对德、法、英、美、前苏联(俄罗斯)等不同法系国家的违约金制度进行了考察,进而分析了我国当前的违约金制度,并在最后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合同法》违约金制度的几点建议。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对惩罚性违约金的特征、构成要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惩罚性违约金与赔偿性违约金的主要差别。同时将惩罚性违约金责任与强制履行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定金责任等其他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了辨析,讨论其他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在不同的违约形态下能否与惩罚性违约金责任并行主张。最后,介绍了法学界支持和反对承认违约金“惩罚性”功能的各种观点。第二章:对德、法、英、美、前苏联(俄罗斯)等国的违约金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强调违约金的强制性,英美法系国家更关注承担违约责任的自愿性与公平性,前苏联(俄罗斯)的违约金制度则带有强烈的惩罚性色彩。此外,分别介绍了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尔姆斯在合同法领域推行的“非道德化运动”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效率违约”理论。“非道德化运动”反对在市场中引人所谓“迁腐”的“道德准则”,认为这将阻滞商品流通,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效率违约”理论则主张通过对交易过程中成本与风险关系的分析来重新评价合同责任的功能与价值。最后,对德、法、英、美、前苏联(俄罗斯)违约金的干预与调整制度进行了考察与比较分析。第三章:第一节简述了我国惩罚性违约金制度的历史沿革。第二节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金的性质,指出《合同法》对违约金性质的定位是“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合同法》违约金干预与调整制度的分析,指出《合同法》对“何种情形下属于违约金约定过高”、“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是否包括可得利益损失”、“约定的违约金与造成的损失之间的差额是否为违约金调整的惟一考量因素”等规定不明,且《合同法》违约金制度还存在着“未能准确表述定金与违约金的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面临的履约风险失衡”等制度性缺陷。第三部分介绍了《合同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关于惩罚性违约金的司法实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虽然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司法界的难题,但仍有一些《合同法》违约金制度性缺陷有待修补。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本文提出,虽然违约金的“惩罚性”功能在《合同法》今后的发展中可能会被淡化,但承认并适用适度的惩罚性违约金仍将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