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本文研究的便是魏晋隋唐时期“尊周尚汉”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第一章围绕东晋末年出现、赵宋初年消亡的“七百之祚”问题展开,探讨“尊周”思想对这一时期兴亡观的影响。汉魏革命后,不少帝王对“传祚无穷”失去信心,他们公开承认“自古无不亡之国”,并不否认本朝国祚会有终结之日。在此背景下,他们不再奢求“传祚无穷”,而是期望本朝能有一个有限而长久的国祚,“七百之祚”便应运而生。“七百之祚”源于“周祚七百”的历史,是以有史可据的最长国祚为本朝的理想国祚。其背后当然有“尊周”思想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是通过魏晋以来的时代特征发挥作用的。魏晋时代是门阀贵盛的年代,“祖宗”能很大程度决定时人当下的地位,这使得经典中“天祚明德”、“盛德必百世祀”的思想在时人观念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而魏晋以下,盛行将本朝开国史事描绘为汤武之征,共同的“祖宗之德”决定了他们拥有着共同的“七百之祚”。不过,帝王对“传祚无穷”的信心虽然一度受到冲击,但终究对“传祚无穷”抱有一丝幻想。为了满足他们这一幻想,“七百之祚”借助“有德过历,无德不及期”的思想,获得了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七百”虽然有限,但有德的继体之君可以使它得到延长,而延长到极致,便是无穷。通过这一理论发展,“七百之祚”与“传祚无穷”的对立被弱化,进而增强了生命力。但再顽强的生命力也终有消散之日。“七百之祚”的兴盛一直保持到盛唐,中唐以后渐趋衰微,迨至北宋彻底消亡。在此过程中,“盛德必百世祀”因唐宋之变中门阀退出历史舞台而沦为经典中一句普通的论述,取代“七百之祚”的则是时间更久、与“无穷”边界更为模糊的“千龄之祚”。第二章讨论周代疆域、汉代疆域对后世疆域观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北朝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疆域观,一种以“南不过淮、汉”的周代疆域为据,将南朝的统治区域排除出“三代之境”,并由此认为南朝不是“中国”,可以被置之度外;一种以《禹贡》九州为据,认为南方属于九州,不应被置之度外,荆、扬未一即相当于“中国”未一。这两个与“三代之境”有关的疆域观,前者服务于反对南征的“守文”观点,后者服务于有志南下的“统一”观点,二者发生了激烈碰撞。到隋代统一前夕,隋人结合这两种对立的“三代之境”,利用了与周、夏两代疆域相当的“神州/中原”与“九州”概念,主张后者包含前者,应当先统一“神州”,再统一“九州”。前者为北魏的任务,后者则为当代“圣王”——隋文帝的任务。但是这种地理话语有着非常明显的北朝视角,不利于整合南北。于是在隋文帝的基础之上,隋炀帝跳出传统的北朝视角,有限接受南朝关于“三代之境”、“神州”的认知,明确指出南朝不是“东夷”,淡化神州与九州的区别,实现了南北间不同疆域观的整合。此后,随着拓边战争的展开,隋朝的疆域观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是否属于“三代之境”已不再是置之度外与征伐讨平的标准。“三代之境”以外,汉代疆域以内的区域,也被看作是“华壤”,应在当代统治之下。在隋代一系列拓边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疆域观的因素。迨至唐朝,唐人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隋人的疆域观。一方面,唐人对新辟疆域不再追溯其三代渊源,认为即便未曾为“三代之境”,也不妨碍当朝对其合理行使统治权。另一方面,尽管对于“汉朝疆理”,唐人也循隋朝故迹,执着于收复高丽占据下的汉朝故郡。但随着边疆局势的变化,唐人已渐渐脱离汉朝统治过的“华壤”必须收复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与汉朝疆域的对比,所谓“东不及而西过之”,表现出了对本朝疆域的自信。第三章探讨周、汉官制对隋唐官名改革的影响。隋唐时期,先后共有十一次官名改革,其中有六次创设新官名。在这六批新官名中,尚汉思想呈现曲折增强的趋势。隋炀帝的新官名由袭古类、修饰类、规范类三类官名组成,形成了新的“大业结构”。在此结构中,汉官则在局部的地方官名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的太守,还是负监察之责的司隶、刺史,都有着明显效仿汉制的痕迹。唐高宗时期的龙朔官名延续了“大业结构”,但龙朔官名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袭古类官名中的周官,以及修饰类官名中的星辰类官名。相较隋炀帝时期而言,汉官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武后时期的垂拱、光宅官名,与龙朔官名在结构与改革思路上较为接近,但星辰类官名占比有所下降,这可能是道教在高宗、武后时期的不同地位所致。到了玄宗时期,官名改革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元五年之后,玄宗的新官名里再也没有修饰类官名的位置,袭古类官名中的汉官占据了全局性的优势,形成了“以汉为法”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方面是非文学出身的宰相在开元五年之后的增加,制约了修饰类官名的使用;另一方面唐人心目中,汉制与周制的异同则使得前者既有资格取代周制,也可以表达周制所不具备的实用内容。官名中的汉官,与《唐六典》、《开元礼》中被附会了的周制一起,分别描绘了唐朝统治的近景与远景,是盛唐气象的一种体现。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武功、文德之争中,周、汉两朝先后拥有三种不同的形象问题。第一种形象出现在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大兴兵事的同时,继承了魏晋以来对“隆周盛汉”的赞美,推崇周、汉两朝的武功。汉代武功因在类型与空间上与隋朝的拓边战争相接近,受到了炀帝重视,被当作事功的标尺。第二种形象出现在贞观年间,此时唐王朝迎来了批判大业之政的高潮,隋炀帝的一系列开边战争也成为唐人批判的重点。与之对应,汉朝的武功与炀帝一样遭受否定。而周代的武功却被唐人区别对待,周宣王被太宗君臣依据“薄伐猃狁”中的“薄伐”一词,赋予了“知止之德”,成为了动用武力有所节制的正面典型。第三种形象出现于盛唐前后,汉代成为唐人推崇的武功典范,周代的武功则遭到忽视。此形象贞观年间已有先声,彼时唐朝一方面亟需恢复隋末战乱所带来的经济、人口损失;另一方面,突厥的内乱使唐朝迅速征服了劲敌,迎来了“君主华夷”的难得良机。这就需要唐人既批判大业之弊,反对穷兵黩武,又要对征伐“远夷”有所保留。为此,太宗君臣提出了“先立功而后守之”、“同迹异心”的理论,为大举“攘夷”拓边保留了余地。这两种理论为唐人重新推崇汉代武功提供了条件。贞观中的先声发展到了盛唐,武功上“汉重周轻”的思想成为主流。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唐人在文学与非文学语言中大量以“以汉代唐”手法描写当代战争;另一方面,唐人推崇汉代武将,在中唐前期确定的武庙十哲六十四将中,汉朝既占据最多席位,也是唯一入选武将比唐朝多的王朝。虽然周代武功在“武德”层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但除此之外,它已经显得相当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