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在二战胜利前后确立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这种政策主导之下的对华援助一直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战后,针对美国应该如何援助国民党政权,援助的程度应如何设定等诸多问题,美国内部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有不同的主张。当马歇尔、魏德迈等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代表们主张以国民党的改革情况来衡量美国应给予的援助数额,并在援华问题上出现迟疑时,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毫无兴趣的非官方人士却突然强烈呼吁美国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国民党政权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他还利用外交家的经历与身份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游说国会,联合右翼媒体与共和党议员们为援华制造舆论氛围,迫使民主党政府妥协并实际上采纳了他们的援华意见。这个人就是威廉·克里斯蒂安·蒲立德(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蒲立德是美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是美国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原本主张包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蒲立德走向了对立面,变成了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极端“反共主义者”。受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蒲立德强烈主张美国应该主动遏制苏联的扩张和共产主义的蔓延,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格局,确立地缘政治的优势。二战后,蒲立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远东,关注到了中国。马歇尔使华的失败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使蒲立德担忧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947年7月,蒲立德作为《时代—生活》杂志的代表,来华调查访问两个月,回国后撰写发表了《访华观感》。《访华观感》的发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却使得蒲立德在华盛顿声名鹊起,成为了远东地区的专家,也得到了正在准备以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来赢得194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的青睐。蒲立德不久就成为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之一,在华盛顿各处为援助蒋介石而游说奔走。在1948年援华法案的制定过程中,蒲立德卷入了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斗争之中,并充当了国民党与国会之间的“桥梁”,为援华法案的通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年5月,蒲立德再度来华,受到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但在1948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再次获胜,蒲立德的政治投机失败,失去政治资源与政治价值的蒲立德与国民党中国也走到了落幕的边缘。虽然蒲立德与中国的真正交往仅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战后中美关系激烈博弈反复时期。蒲立德来华与战后中美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的援华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蒲立德不仅在美国援华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却鲜为人知的角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蒲立德在美国援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蒲立德这种对华行为与理念归因于当时特殊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蒲立德为个案来探究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蒲立德的个人视角来分析战后中美关系共识性基础上的鲜为人知的侧面。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设置如下:第一章主要追溯蒲立德来中国前的经历,阐述了蒲立德1919年密访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1933-1936)和驻法大使期间(1936-1939)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认知的转变,并通过分析《大地球自身》这本书为解构蒲立德战后主张积极援华的言行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7年访华的背景与经过,并重点介绍了使蒲立德成为远东地区专家的调查报告——《访华观感》及蒲氏美援计划。第三章通过大量的评论与报道来叙述中美各界对《访华观感》的争论,并探究了《访华观感》产生这种巨大影响的原因。第四章研究了作为院外援华集团早期成员之一的蒲立德,通过阐述蒲立德的主张及其参与的美国援华政治活动来分析美国“援蒋派”的运作,从而审视“援华”问题在战后中美关系发展上的影响。第五章主要叙述了蒲立德1948年两次来华的背景与过程,从中可以看到积极为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而奔走的蒲立德,从一个隆重的贵宾变成一个落寞的归客,这映现着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结局。第六章主要是借助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蒲立德1947年与1948年的对华行为与理念进行解读。“美国伟大”的国家利益、“反苏反共”的宗旨和“中国情结”都深刻地反映了“意识形态人”蒲立德的对华行为理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