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制度变量,是指货币需求函数中除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影响因素的总称。货币需求除受规模变量(收入、财富)及机会成本(利率、通货膨胀率、证券收益率)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的影响。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对制度变量的种类及影响机理进行了或明或隐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短期稳定性及难测定性,制度变量的影响往往被忽略,在货币需求函数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甚至不予考虑。对制度环境变化明显或较长时期的货币需求进行实证时,如不将制度变量纳入,则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估计系数有偏,特别是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过大,即出现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现象；二是需求函数不稳定,容易出现结构性断点,如1974年美国货币失踪之谜。　　 总量货币需求研究忽视了不同货币层次、不同持有主体的异质性,如将制度变量与总量货币需求对接,则忽视了不同制度变量影响群体、影响层面的差异性,人为夸大或贬低制度变量的影响力。基于此,本文专注考察1978年-2008年制度变量对城镇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影响。　　 本文首先梳理经典货币需求理论对制度变量影响的论述,并列举国内外货币需求实证研究中的制度变量种类与影响,以阐明制度变量在货币需求函数中的重要性；同时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环境变化对城镇储蓄存款的可能影响,第三章只将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纳入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远大于1,模型残差存在强自相关,由此说明需求函数遗漏了制度变量,而导致了计量结果不佳问题,进一步表明解析城镇储蓄存款超常增长不能置制度变量的影响于不顾。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为时代大背景考察制度环境变化对城镇储蓄存款需求的影响,主要研究银行机构扩张、支付工具改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收支不确定性增加、证券替代物抑制、人口结构变化这几个制度因素的影响。其中以Baumol-Tobin模型推导银行机构扩张、支付工具改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以预防性需求理论推导收支不确定性的影响,以资产组合理论推导证券替代物抑制的影响,以生命周期理论推导年龄结构的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这些制度因素都对城镇储蓄存款超常增长产生影响。实证结果与理论推导一致,改革开放以来银行机构扩张、支付工具改进、收入分配差距、不确定性增加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城镇储蓄存款增长确实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证券市场发展没有持续大规模吸引城镇储蓄存款,对城镇储蓄存款增长实际上起到强迫性影响。制度变量加入需求函数后,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显著降低,都降到1以下,同时模型残差基本消除了自相关,货币不再是所谓的奢侈品,而是正常品。　　 城镇储蓄存款高增长降低了社会最终消费率、经济增长率,抑制了货币政策效率的发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出口占款的不断高涨,此外还推动了金融压抑政策、金融约束政策的形成。本文认为,降低城镇储蓄存款高增长的制度性措施有:规范发展证券市场、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社会保障水平、控制房价及医疗教育费用的过快上涨。　　 受数据可得性及数据准确性的限制,有些制度变量在单个研究时影响显著,但多个变量同时置于方程时则不显著,这不得不说是本文的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