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文坛引起巨大的轰动，其作品在艺术构思、叙事方式、文体形式等方面受到广泛的好评，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高度关注，关于它的评论铺天盖地，批评方法与批评角度呈现多元化态势：如小说的写作技巧、主题思想、创作来源、文化底蕴等等。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切入角度的多元化凸现了小说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是很少有人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小说。本文从作者力荐的民间文化角度出发，立足于作者访谈及嘉绒藏族的地域文化，并结合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进行艺术审美和文化批评，力求为该小说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方法。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狂欢化人物特征、叙事的狂欢化、狂欢广场三部分。引言主要是论文综述，包括研究现状、批评的遗漏及本文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探讨“傻子”作为体裁面具的形式功能、言语特征所形成的复调的意义和“傻子”形象的民间原型。作为对比，也分析了土司王的形象；第二章首先对狂欢的渊源及核心感受做了探讨，接着从民间文化角度分析了狂欢化的故事情节，最后对狂欢节中的加冕—脱冕仪式作了寓言化的解读；第三章首先对比分析了边界市场与土司官寨前的广场的形式功能，其次分析了边境市场上的狂欢生活，然后以民间诙谐因素——梅毒为题，分析了民间诙谐文化的作用；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概括，充分肯定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学这棵大树得以枝繁叶茂的根，是阿来小说得以成功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