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的北疆政策上接太宗、高宗进取型的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的积极治理，下启睿宗、玄宗收缩型的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的消极治理，对唐代边疆格局演变形成了重要影响。武则天的北疆政策受到包括高宗末期建国的后突厥汗国以及七世纪末的契丹叛乱，加之吐蕃在西北的威胁和武则天国内问题等因素的多重牵制，从最初的有限攻势不得不转向逐步收缩，以处理其心目中最紧急的问题。因此，武周时期的北疆政策在不同阶段面对同样的对手，采取的对策却大相径庭。由于外部敌对力量的强大以及内政的诸多因素制约，武则天北疆政策的成果比较有限，最终的成果除了平息了契丹对河北道的入侵之外，再无其他。但是，武则天的北疆政策对其后唐王朝处理北疆事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唐王朝继承了这一时期形成的保守路线，实际放弃了重建北方草原管理体系的想法，最终演变为建立了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内敛性的管理体系——藩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