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就朱熹对苏轼文学及学术的接受情况及其意义展开深入的探讨。在朱熹的话语系统中，苏轼是深受批判的对象之一。朱熹对苏轼诗文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都提出过负面的评价。在审美评价之外，朱熹对苏轼的批判还深入到学术领域，对苏轼在哲学、史学上的很多观点都表示过质疑。然而，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事实，同样不容忽视：第一，尽管在后人眼中。朱熹是理学家的代表，但他对文学创作同样十分看重，也对苏轼的文学成就给予过充分的肯定；第二，朱熹在批判苏轼学术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表达过对苏轼治学成果的认可。本文将从原始的文献资料入手分析，对朱熹与苏轼学术体系的差异进行探讨，并在这一基础上，研究朱熹批判苏轼的学理意义和社会意义。　　 本文包含绪论、正文、附录这三个主要的成分。　　 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本文选题意义进行的简要介绍，并对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开展过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　　 正文的第一章是针对朱熹与苏轼学术体系差异的宏观述论。本文将从哲学和史学两个方面入手论述，经研究发现，苏轼认为作为万物本体的“性”无善恶之别，而朱熹则在形上领域与道德领域都坚持性善的观点，在哲学方法论上苏轼侧重根据现实情况的差别来灵活调整应对策略的“因时而变”，而朱熹强调的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体会万物之间贯通的道理；在史学方面，苏轼秉承着“因时而变”的思想，常在历史人物的成败中寻找原因，探讨适应不同情况的不同策略；朱熹则对这种“因成败论人物”的思想倾向不予认同，贯穿于其史学思想的仍然是对道德观念的重视和弘扬。　　 正文第二章阐述了苏轼批判在朱熹学术体系中的作用。在这一部分，论文首先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所有关于苏轼评价的文本进行了内容概述，并根据学术界现有的成果来一一查证它们产生的年代，并在最后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其时间顺序。本文发现，朱熹对苏轼文学创作及学术思想的批判源自他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求学李侗，此后一直延续至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他逝世，可谓贯穿一生。其中，最强烈的批判集中在1160-1171年这段时间里。其原因在于，该段时间处于朱熹生平第一次学术总结的时期，他需要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针对苏学一类影响较大的成说来“匡谬正俗”，从而为自己的学说来全面立论；此外，朱熹本人的知识体系也需要经历彻底的破旧立新。　　 正文的第三章探讨朱熹批判苏轼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意义。本文把当时人们对苏轼的接受划分为三个层面：审美层面、学术层面和功利层面，并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探寻该社会意义的存在范围。经过对各类资料的梳理，本文最终将该意义确定在功利层面上，认为朱熹对苏轼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在南宋初期科举风气主导下，士子们功利性地学习苏轼作文方法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其社会意义在于，朱熹透过对苏轼文章及学术思想的批判，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功利化及正统道德教育在人才培养与选拔过程中缺位这两重危机的警示。　　 最后，论文将在附录部分，对本文论述过程中所依据的资料予以分类呈现。首先，该部分将从文学、学术和其他方面的不同角度，把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里摘录出的评论苏轼的文献资料分类展示出来；其次，该部分还将同时展示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包括汪应辰、程洵、吕祖谦)对苏轼的评论观点，以供参照。附录中的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苏轼资料汇编》中的一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