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1960年Becker提出关于孩子数量与质量的经济模型,开启了从微观家庭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视角。有限家庭资源如何在孩子间分配,以及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得到广泛关注。西方国家依据资源稀释假设和数据经验对此进行解释,普遍认为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存在负相关关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否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借鉴,特别是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考虑我国经济、教育和人口政策变化,以及传统文化中孩子传宗接代、支持父母养老的责任和偏好男孩的观念,观察家庭中同胞数量变化时男孩和女孩获得的教育等资源的差异。本研究选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调查数据(CGSS2008),收集个体教育年限、教育经历和早期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等信息,以及家庭背景中成员的组成和发展情况,讨论家庭中同胞数量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首先考察了同胞数量对教育水平的效应,以及该效应在男女群体间的差异;其次,按照性别结构和长幼构成进一步区分同胞数量,比较不同类型同胞的教育效应的大小;第三,观察上述同胞效应及性别差异的时期变化和城乡变化;第四,使用教育经历详细的信息,探索同胞数量对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三个阶段的教育递进率的作用;最后,使用第一胎孩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通过分析发现:第一,总体上,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具有负效应,并在男女主体间存在一定差异,女性个体受影响更大,特别是当年幼的男性同胞存在时;第二,在国家教育大规模扩张或特别强调公平的时期,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水平的影响会减弱,同时,相对城镇居民,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受经济预算的约束更大,同胞数量对女性的教育水平影响更大;第三,同胞数量对小学升初中阶段入学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并在男女群体中存在差异;高中教育阶段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升学率的负效应明显,且这种负效应在男女间非对称,受传统偏好男孩习惯影响,家庭更可能牺牲年长(女)孩子的教育机会以支持年幼的,特别是男孩的教育投资;高等教育阶段,高校扩招后该阶段的升学率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兄弟姐妹数量和结构差异的负效应依旧明显,女性受负效应影响更大,在升学机会上处于劣势;第四,考虑内生性问题后,OLS回归观测到同胞数量的负效应要大于实际中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负影响,并且出生顺序对教育获得的负效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前的中国农村地区表现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