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普遍严重,缺乏抵押物是造成农户贷款难的根源。因此,现有文献多是围绕着抵押品或担保方式的创新开展相关研究,而农户的可抵押品始终是缺失并难以处置的。联保方式促进了农户融资,但也出现卸责现象。近年来源于农村商业银行自身发展需要开展的无抵押、无担保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在全国多地相继开展,如广西的百色市、浙江的丽水市、甘肃的平凉市、安徽的安庆市等。江苏也有10多家农商行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其中沭阳县、洪泽县、涟水县农户信用贷款占农户贷款的比例都在10%以上,这些农商行主要分布在江苏中北部地区。以沭阳县农商行为例,该行自2013年中开展该项业务以来,信用贷款余额年均增幅超过100%,2016年末余额达10.74亿元,1.84万笔,而利率较担保贷款利率少上浮5-15个百分点,不良率在0.5%以下,大大低于同类农户贷款。但调查也发现,有些地区很难推动农户信用贷款业务的开展。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理论上认为信贷市场的均衡是依靠抵押契约来识别的,通常情况下是高抵押低利率、低抵押高利率两种组合契约来分离市场中的高风险贷款和低风险贷款。低风险的客户能够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即使违约也能变现,而低抵押物的客户,如信用贷款,银行一般认为是高风险客户,利率通常较高。而前文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农户信用贷款相比其它同类贷款利率与不良率都低,得到这一结果的唯一解释是上述信用贷款发放中银行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据此提出的问题是,对农户信用贷款的治理是如何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从而解决农户融资难和贷款不良率高的问题?所有的交易问题都是契约关系问题,因而深层问题是农户信用贷款契约达成与履行是否更加有效?研究结论对于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开展农户信用贷款、拓宽农村金融供给渠道、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麦克希尔将契约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威廉姆森(1985)提出用市场治理、三方治理、双方治理和统一治理等四种治理方式与三种契约对应。契约关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发生,与交易特征共同决定了怎样的治理结构更加有效。农户信用贷款是在重复性交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互相依赖、长期合作的交易关系,属于关系契约。农户信用贷款是关系契约特征最强的贷款类型,这种不是基于可变现资源对等交换的契约关系面临着事前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因而本文将农户的贷款契约行为嵌入到社会网络关系中分析,在农户信用贷款契约关系中,村委干部通过信用村建设这一载体扮演着农户信用贷款的第三方治理角色,当村委干部具有较稳定的任期和较高的威望时,表明其获得到了多数农户的拥护和信任,其人格权威和隐性担保作用也能获得农商行的认可,从而保证信用村建设顺利开展和信用户推荐的有效性。本文从关系契约治理的视角,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究农商行如何通过改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治理方式来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提高农户贷款可获性,控制贷款风险。研究主要内容有:研究内容一:村委能够有效发挥第三方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分析。村委参与农户信用贷款治理在实践中表现为乡村中介发挥的金融联接作用,村委治理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得到银行的激励从而有积极性参与治理,更主要的是村委必须具备掌握农户信息优势,监督农户贷款使用和促进农户还款的能力。信用村是村委开展农户信用贷款第三方治理的载体,本部分对信用村建设影响因素分析,认为村落结构完整、劳动力丰富、村委能力强、威望高正向影响了信用村创建,也即具备这些条件的信用村才是治理有效的信用村,如果村庄结构瓦解,村委不稳定,即使具有信用村之名,也难以行使信用村治理之实。研究内容二:村委参与农户信用贷款治理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利于缓解银行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提高农户信用贷款可得性。本部分作两个层面的实证分析,一是将村层面农户信用贷款户均获得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是否信用村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反映信用贷款契约治理环境和交易特征的村委、村庄及农户相关特征为其他解释变量,如果创建信用村,村户均信用贷款额提高,则表明以信用村创建平台实现村委参与信用贷款治理是有效的。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表明村委参与农户信用贷款治理提高了农户贷款可得性。二是将村农户个体层面是否获得信用贷款二值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是否信用村的信用户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农户相关特征为其他解释变量,村委相关特征为工具变量。在村庄边界范围内村委干部在协助农商行采集农户信息并参与信用等级评定中,发挥着对农户信息过滤、处理的作用,有助于解决农户信息不对称,克服逆向选择问题,促进更多的农户贷款契约达成,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表明村委参与信用农户评定有利于农户贷款可得。研究内容三:村委参与农户信用贷款治理的激励机制,有利有防范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可以克服贷后管理道德风险问题,降低农户信用贷款违约率。促进农户更好地履约。本部分也作两个层面的实证分析,分别以村层面贷款不良率和农户个体层面贷款是否不良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是否信用村、是否信用村信用户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村和农户特征为控制变量,村委特征为工具变量,模型结果验证了假设,在一个村落范围内,村委干部可以借助乡土社会已形成的关系网,有效监督农户贷后生产经营行为,促进农户还款,降低农户贷款违约行为的发生。研究内容四:第三方参与农户信用贷款的治理案例分析。选择对农户信用贷款典型样本地调查,依据农户信用贷款关系型契约特征,以检验社会网络关系在村委第三方治理方面的现实作用。广西田东模式验证搭建信任平台、克服逆向选择与契约达成机制;以江苏沭阳模式强化验证激励机制、克服道德风险与契约履行机制。案例研究进一步证明前述假说论断和实证研究结果,即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充分依赖乡村权威、声誉机制,解决农户信用贷款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的现实问题。通过第三方搭建的信息交流和信任平台,实现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的发放。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归纳农户信用贷款契约治理的有效边界、契约达成条件和履约机制。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关系型契约治理分析范式,从解决银行与农户信息不对称视角,检验了农户信用贷款第三方治理的有效性。农户贷款具有的市场化、社会化双重属性决定了提高农户贷款可获性、控制农户贷款违约不能仅局限于抵押物或担保方式的创新,还要从加强关系型契约治理、农户信用贷款交易的社会嵌入特征加以考量。近年来,在乡村权威的帮助下,农商行与农户在长期信贷交易中已积累了丰富的信用信息,这些信息成为农户贷款的抵押替代物,农商行据此可以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而村委干部的参与治理强化了农商行对抵押替代物可置信的威胁,使信用贷款这一关系型信贷契约更加有效。为提高农户信贷可获性,控制贷款不良率,需要更多的农商行改变传统治理方式,充分利用乡村权威,融合社区力量,成为第三方监督力量,缓解因银农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促成信贷契约的达成和履行,增强农户贷款契约的有效性。为更好地推动农户信用贷款业务的开展,促进金融普惠式发展,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一要培育农户契约意识。结合农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丰富农户信用信息,建立对信誉良好的农户激励机制,强化对违约农户的惩罚力度。二要推动信用贷款业务开展。实践证明,经过农商行多年的经营积累,农户的信用意识大为增强,农商行与农户之间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农户贷款服务创新不能再局限于抵押或担保方式,应在借鉴吸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信用贷款面和贷款额度。三要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网络关系。农户信贷有别于城市居民信贷,城市信贷可以通过增加抵押物或担保人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农村往往行不通,因为农户拥有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为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住房也难以抵押,只能发挥声誉资本的抵押物替代作用。四要改善农商行治理机制。要融合农商行、政府和农村社群力量,构建有效的风控机制;要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特别是要发挥村干社群接地气的优势,成为第三方监督力量,促进信贷契约的达成和履行,增强贷款契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