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解释1920年代的“国剧运动”所裹挟的种种未及提出或尚未充分解析的跨文化现象。　　相较通常将“国剧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回归旧戏或是纯粹民族主义情绪之推动的做法，本文认为，“国剧运动”之肯定旧戏，恰是建立在其比五四一代更为丰富之西方戏剧知识的基础上。带着对五四激进新剧观之全盘西化思想和薄弱新剧实践的反思，在更为宽广的跨文化视角下，“国剧运动”派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戏剧流派中反观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价值，进而以“程式化”和“写意”来定位中国戏曲，而这也成为后来传统戏曲理论研究界的共识。　　针对通常将“国剧运动”作为“五四”对立面的做法，本文认为，如从宋春舫这样的五四新剧家来看，五四原本就存在着“崇西不必抑中”的别种可能性，“国剧运动”则使得这种偶发的可能性发展成一种知识气候。“国剧运动”派也从五四激进戏剧派那里继承了单线进化论的艺术观，而这一艺术观在对“国剧运动”派构成思维羁绊的同时，恰也成为了他们发现更为多元之西方戏剧传统和肯定本土戏曲价值的契机之一。　　在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戏曲价值的基础上，“国剧运动”致力于话剧本土化的建设。在系统引入西方戏剧艺术因素的同时，他们也不断注重中国戏剧和文化因素的融入，进而通过舞台实践、剧本创作、戏剧理论译介、戏剧教育等方面的努力，帮助中国话剧成为了中国现代戏剧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　　针对以往论者将“国剧”简单等同于本土戏曲的做法，本文指出，“国剧”意识本身就并非是本土的，恰恰相反，它建立在从西洋舶来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想象的能指，“国剧”一旦要落实到某个具体的剧种头上，就会引发传统内多元戏剧因子之间的竞争。因此，为了获得“国剧”的尊崇，话剧与京剧、京剧与其他本土戏曲在某种意义上展开了竞争。再加上“国剧”所具有之“中国”和“国家”两层含义的冲突互动，这一能指本身就具有着矛盾性和不稳定性。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国剧”的竞争中，话剧和本土戏曲多元共存的当代戏剧格局从此奠定。　　当然，“国剧运动”派之“国剧”终究不那么“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仍然要基于西方戏剧标准来阐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国剧运动”所遭遇的文化尴尬在于: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力下，即使传统想要获得哪怕是极为有限的合法性，也要乞灵于西方的标准，而一旦以西方为标准来言说中国传统，被发现的“传统”就只能是经西方标准筛选过的有限传统。因而，也许惟有从比较文学的独特视角才能发现，试图进一步融通中西的“国剧运动”又受到了相当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