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当事人任意退出保险合同而消灭其效力,符合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分担风险、填补损失的价值目标,但是在认为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具体法定解除权的分配存在保护投保人的立法倾向:赋予投保人近乎“任意”的法定解除权而对于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附加苛刻的限制。转观保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实效极低,甚至会对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而保险人即便在没有严格限制行使其法定解除权的条件下,由于商主体的逐利本性也不会轻易选择行使解除权而消灭保险合同。更加重要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况,通过保险监管的不断发展、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而立法上仍然固守投保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的观点,给予其远远超过保险人的解约权利,同时又苛刻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这已成为阻碍保险行业发展的桎梏,此种对于不平等地位的矫正方法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对此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结合中国保险业发展特点,对当事人之间法定解除权的分配加以调整,对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应采解除权为例外的立法模式,同时适度放宽对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过于苛刻的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