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和异化作为文化翻译的两种主要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焦点。当这两个概念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当韦努蒂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学者们就两者熟优熟劣产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有的学者却认为翻译应以归化为主。虽有少数学者辩证地看待两种策略的关系,大多数学者对二者持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一种策略是主要的,另一种是次要的,一种策略优于另一种。论战双方似乎都能找出一些理由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谁也不能说服谁。为了解决归化、异化之争,本研究放弃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和规定性的研究方法,采用描写、解释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高峰,是一部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研究《红楼梦》的翻译,对于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把我国优秀丰富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已经有了两个完整的英译本,一个是由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和其婿闵福德翻译的(霍译本),另一个是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杨译本)。研究者们认为霍译本是典型的归化译本,而杨译本则是典型的异化译本。笔者对此结论深感怀疑：因为很容易从霍译本中找到一些异化的例子,从杨译本中找到一些归化的例子。笔者认为当前对红楼梦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研究太过于主观。为了客观而系统地分析两个译本中的翻译策略,笔者对《红楼梦》前80回中所有的四字格成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红楼梦》中的成语翻译策略进行描写研究来为当前的归化、异化之争提供可靠的依据,从而为解决归化、异化之争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首先对《红楼梦》中的成语翻译策略进行了定量研究,试图找出两个译本的译者究竟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笔者从杨译本中收集了1379个成语翻译,从霍译本中收集了1241个成语翻译。经分析,笔者发现两个译本的译者在翻译成语时主要运用了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和套译四种方法。按其是否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并参考其他学者的意见,笔者将直译和直译加注归结为异化策略,将意译和套译归结为归化策略。经统计,笔者发现：霍译本中86.46％的成语是归化翻译,13.54％是异化翻译；在杨译本中81.50％的成语是归化翻译,18.49％的成语是异化翻译。接着,笔者从两个译本中选取了40个文化色彩非常突出的成语对其进行对比分析。根据这40个成语所含的文化因素,笔者把它们分为与生态相关的成语、具有宗教色彩的成语、反映历史文学典故的成语和反映社会习俗的成语四类,详细地对比了两个译本的译者翻译策略的异同。通过对《红楼梦》中成语翻译策略的分析,本研究发现：(1)虽然霍译本用的归化策略多于杨译本,但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杨译本是典型的异化译本,霍译本是典型的归化译本；(2)归化、异化并非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水火不容,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共存于同一译本中；(3)归化翻译绝非翻译的歧途,相反它是翻译成语的最重要策略。然后,笔者对归化、异化进行了描写研究。运用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德国的目的论以及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学说等,笔者从原文本因素、译者自身因素、读者的接受以及目标文化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译者选择归化、异化策略的原因。本研究认为：之所以杨译本用的异化策略多于霍译本是由于:(1)《红楼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处于文学系统的中心,而在西方的文学系统中《红楼梦》处于边缘地位；(2)杨译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而霍克斯的主要目的是让英语读者感受到阅读这本小说的乐趣；(3)霍克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小于杨宪益夫妇；(4)中国的诗学传统比较保守,翻译历来强调“忠实性”,西方的诗学传统相对比较开放,特别是历经解构主义的影响后,在西方,“忠实性”已经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了；(5)霍译本的主要读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而事实上杨译本的读者大多数是会英语的中国读者。 最后笔者还分析了两种策略各自的优点与缺点。本研究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千秋：异化翻译虽然能够忠实地介绍原语文化,给目的语带来新的表达方式,但不利于读者接受；归化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但有时却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某一策略并不是很明智的做法。相反,在翻译中巧妙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却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与其说主观地讨论归化、异化熟优熟劣、熟主熟次,还不如客观地对译者所用的策略进行描述,找出译者用了哪些策略,怎么用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归化、异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