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交网络的自我呈现相比于传统的自我呈现表现出了新的特质,社交网络的差异性自我呈现即是其新的产物,用户借助互联网媒介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竟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我。笔者针对这一现象,以微博与微信朋友圈的差异性自我呈现为例,运用比较分析法、网络民族志与文本分析法,主要结合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和耶基的角色与自我异化理论,从差异性自我呈现的基础、差异性自我呈现的形成与表现以及差异性自我呈现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期为人与社交网络的关系提供一些反思与启示。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平台社区结构差异作为微博与微信朋友圈差异性自我呈现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功能结构的“窄社交与泛社交”、沟通结构的“深互动与浅互动”、线上线下关系结构的“熟人圈与非熟人圈”以及管理结构的“强关系与弱关系”,并且这四种结构依次影响形成了闭合的平台互动机制运行逻辑链。第二,这种平台互动机制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特性与“集体表象”,平台社区结构通过两两结合共同影响用户在角色期望、目标观众与匿名感上的差异,使得用户在微博与微信朋友圈两种平台上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情表达、文案风格、动态内容与发布频率。第三,自我异化作为差异性自我呈现的结果,具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弱角色期望、发散型目标观众、高匿名感的微博自我呈现中,用户未能认识到自己的社交动态和生活是由自己在引导;二是在强角色期望、紧密型目标观众、低匿名感的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中,用户不仅未能认识到自己的社交动态与生活应该由自己引导,而且因为结构上的“他治”被迫将这种指挥权转交给了他人或某种公共准则。另外,在对“真实自我”的讨论中,笔者结合耶基与戈夫曼的阐述,认为社会角色背后不存在一个“真实自我”,在社交网络的差异性自我呈现中,没有所谓真实的自我,只有更想成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