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重要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有着既能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又能降低审前羁押率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双重功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上,却异化为法院最终实体判决的预演以及公安机关“变相结案”消化案件和司法机关落实刑事和解制度的手段,呈现出适用率低、“实体化”、“工具化”的特点。我国的诉讼形态为职权主义,一切刑事诉讼制度的出发点都必然是先考虑保障国家权力有效行使,其次才是平衡打击犯罪与充分保障涉诉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所以取保候审功能异化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现实中司法权力的滥用过度侵占了公民权利该有的合理空间。主要原因有:立法本身存在的缺陷、权力中心主义的程序构造---每个诉讼阶段的取保候审均由本部门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局限性等。因此,促使取保候审功能的回归,应从司法机关执法指导理念的理性转变开始,采取建立外部制约机制、“准司法化”的审查决定方式、取保候审风险评估机制、设立法律救济途径、善用“绩效考核”机制等措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力求取保候审功能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