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贸易发展呈现出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的特征。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但这样的论断似乎和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长盛不衰的现状背道而驰。20世纪70-8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气焰复见炽烈，美国政府出台“购买美国货”的刺激经济计划更使得贸易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升温，世界各国纷纷陷入不信任怪圈。是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还是追随贸易保护的热潮？在维持国际关系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中国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内经济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呈现网络化状态，同一贸易政策引致的福利效应异质性已初步显现。如何能够在实现福利改善的同时兼顾福利公平的原则？对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方法和手段的优化和完善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现实背景下，要实现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兼顾，在福利改善的同时实现福利公平，就必须从根源入手，对贸易政策制定机制进行深入地剖析。本文从福利效应视角切入，研究贸易政策制定问题，探索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改善本质以及国内、国际福利协调机制，分析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宏观目标约束和微观主体影响，并尝试性地打开贸易政策制定的“黑箱”，描述中国贸易政策制定实践，提出合理化建议，期望能够通过优化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机制缓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内以及国际困境。　　本文的研究逻辑是:首先，从理论视角剖析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动因;而后，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本质——福利改善与协调;再次，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约束机制，包括宏观目标约束和微观主体影响;最后，对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实践进行描述、构建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优化建议。本文基本研究内容如下:　　(1)对贸易政策制定的文献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挖掘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动因(第2、3章)。在国际经济学贸易政策制定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机理。比较了自由贸易和政策介入两种状态下的福利效应，探讨了贸易政策介入提高福利水平的前提条件。　　(2)分析了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本质——福利改善与协调(第4章)。探讨了贸易政策的福利改善效应;提出贸易政策福利效应异质性的概念，剖析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协调本质，并阐述贸易政策国内和国际福利协调的途径和手段。　　(3)在福利改善视角下，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宏观目标约束机制(第5章)。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是福利改善和协调的过程，贸易政策的制定要受到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从就业保护、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改善、产业安全和产业结构优化目标视角探讨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宏观目标约束机制及其与福利改善之间的相关性。　　(4)在福利协调视角下，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微观主体影响(第6章)。福利效应异质性的存在导致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宏观经济目标约束，还要考虑微观主体的影响。企业是贸易政策福利影响的基本单位，通过将微观主体因素界定为国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外企业三大类，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微观主体影响机制，分析微观主体参与和影响贸易政策制定途径和效果的差异性。　　(5)对中国贸易政策制定实践进行描述和实证研究(第7章)。系统地梳理中国贸易政策实践，描述中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和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综合福利效果;从福利视角出发构建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模型;对贸易政策制定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定量测算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子，剖析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机制。　　(6)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贸易政策制定机制的优化建议(第8章)。　　基于以上分析逻辑和思路，本文尝试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上寻求创新，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与自由贸易相比，政府政策的介入能改善一国的福利水平，其前提条件是贸易政策介入导致分工模式改变所引发的两种产品技术进步率变化的加权平均值必须大于零。即本国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引发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效应足以弥补外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劣势。　　(2)贸易政策制定的福利本质体现为福利的改善与协调。贸易政策的福利协调机制同时体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福利协调机制表现为对于福利受损者直接或是间接的补偿;而国际贸易制度框架下，管理贸易成为贸易政策制定国际福利协调的主要手段。　　(3)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不仅要受到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还会受到微观主体的影响。国内企业可以通过提供信息的方式参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或是借助行业协会向政府传达利益诉求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国外企业则是通过外国政府向本国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表达而实现对本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约束。　　(4)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福利因素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逐年升高;国有企业因素在中国政府目标函数中依旧占据较高权重，但中国国有企业可能更多地依靠银行信贷等其他政策获得国家支持，而并非是贸易政策的支持;民营企业对于政府决策的参与和影响并不显著;在行业分析中，产业关联系数、是否是国家鼓励产业以及纳税总额因素显著影响着中国贸易政策选择;中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典型的促进战略产业发展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