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资产的规模在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驱动下持续增长,出现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具体特征。人们的婚姻家庭价值观也向着越来越自主、越来越个性化的方向演进,时至今日已经促生出总体来看各类婚姻状态并存、个体来看婚姻状态时有转变的局面。本文结合新形势,探究婚姻状况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广度与深度,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理论、丰富以我国经济与金融环境为背景的实证研究,并且帮助处于各类婚姻状态的群体基于自身的家庭环境和特征,尽可能准确地评估自己的风险偏好,做出理性的金融资产投资选择,为金融机构开展创新业务提供依据,从供给层面上刺激家庭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需求,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所用数据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年、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共四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取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婚姻状况对于股票、基金以及借出款等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选取收入水平和自有住房作为中介变量分别进行了机制分析,探讨了婚姻状况是怎样通过家庭年收入和住房所有权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广度与深度产生影响的。接着,从性别、年龄、城乡区域这三个不同方面将样本家庭分类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户主婚姻状况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异质性影响。最后,通过更换不同时间范围内的数据以及选取婚龄作为解释变量这两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研究得出:（1）相对于单身人群,已婚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概率会显著提升,并且也会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重,且处于实际婚姻状态的各类人群内部在金融风险投资方面也存在差异,户主已婚、同居、再婚的家庭,其偏好风险投资的程度依次减弱。户主已结婚的家庭持有股票和基金的可能性高于单身人群,而且相对于投资基金,户主已结婚的家庭更有可能投资股票。对于家庭是否持有借出款,婚姻状况边际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已婚家庭持有借出款的可能性低于单身人群。（2）通过机制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已婚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通过收入水平以及自有住房机制产生,已婚家庭的财富创造会大于两个单身居民收入的简单一加一,并且男女性结婚一般伴随着对住房的刚性需求,相对于单身人群,已婚家庭其收入以及财富水平更高、并且拥有自有住房的概率更大,从而参与风险金融资产的广度与深度更高。（3）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度以及所占比重方面,婚姻状况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对于两种性别户主的家庭来说,婚姻状况的不同对金融资产投资结构的影响主要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为主;对于不同年龄户主的家庭来说,婚姻状况的不同对金融资产投资结构的影响主要以户主为45岁以上的中老年家庭为主;对于身处农村与城市的家庭来说,婚姻状况的不同对金融资产投资结构的影响主要以城镇家庭为主。此外,在稳健性检验当中,将解释变量进行置换为婚龄之后发现,婚龄对家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以及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比重的影响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呈现出“钟型”的影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