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是2000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的重要工作机制。2014年,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所研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明确地提出,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缝衔接。迄今,我国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建设已进行了二十年,对于完善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对于保障经济安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对于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生态环境、妨害安全生产等等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损害民生的犯罪,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在理论方面进一步推动对于两法衔接的研究,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绵薄的力量。在实践方面,本文意在破解实务中困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诸多问题,使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不仅存在于各项规范性文件的纸面,更能在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两法衔接主体的工作中实在而高效地发挥这一工作机制应有的作用。本文介绍了两法衔接这一概念在我国的提出与发展历程,初步分析了两法衔接工作推进迟缓的原因,认为这个原因是综合性的,与高位阶法律文件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仅有原则性规定、两法衔接工作的主要根据法律位阶较低、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移送案件工作不顺畅、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既缺乏刚性又低效都有关系。探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相关概念的定义,提出了两法衔接中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行政执法,应当是行政法学通说中狭义行政执法定义的子集,仅指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所进行的行政调查和行政检查这一观点,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对两法衔接较低的主动性与我国法律法规对两法衔接严格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两法衔接工作的主要矛盾,抓好了这个主要矛盾,后续的刑事诉讼工作都将迎刃而解。按照法律位阶由高到低的顺序,阐述了各个法律位阶中两法衔接的立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认为《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对两法衔接的规定过于原则,作为两法衔接工作主要根据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是行政法规,法律位阶又比较低,地方规范性文件起的作用有限。行政案件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化也没有清晰的机制。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两法衔接工作的推进。认为国务院各部委先后牵头制定的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行业领域适用的两法衔接部门规章,体现了国家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以最体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领域作为两法衔接工作重点的思路。结合2001年至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若干已有生效判决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案例,以及笔者本人在实务部门的工作经历,探讨了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两法衔接主体在实务中的现状,认为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严重经济犯罪的打击,一直是两法衔接工作的重点,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一条的精神相一致。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则是近年来的重中之重。探讨了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缺乏移送和接收涉嫌犯罪案件的主动性,以及人民检察院缺乏高效、有力的监督手段。介绍了在国务院的领导和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建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的历程。结合笔者在实务部门操作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的经历,认为从这一平台的现状看,并未达到国务院、人民检察院主张建立这一平台的初衷。本文的结论是,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充分、具体地赋予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理顺行政案件证据向刑事案件证据转化的机制,同时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参照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成果经验,建立稳定、高效的全国统一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以破解当前两法衔接工作渐趋停滞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