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数量庞大、层次众多、管理多元的各类国有资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识别特征之一。与之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也因此在整个经济改革中具有根本和全局意义。经历若干年的实践后，极有必要对改革之必要性、改革政策之合理性、改革过程之公正性、改革结果之可取性等诸多问题深入回顾。　　本文聚焦于国有企业产权改制，选择制度变迁、角色博弈和均衡策略这三个切入点，试图透过国企的变革之窗，为国有资产未来的管理模式和变革空间提供可资借鉴的学理分析和政策研判。　　站在制度变迁的观察视角，可将中国国企改革的时间脉络区分为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受意识形态约束，主要是在微观领域有限腾挪，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对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放开搞活式改革;1992年市场化取向确立后，国企改革进入中观层面，启动了以公司改制为主线的产权制度改革，在私营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定抓大放小，大型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降低国有产权份额，中小型国企则掀起了民营化高潮。其间的国企“三年脱贫”攻坚战、短暂的“债转股”与国有股减持试点等，都对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校正了多头林立、五龙治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资委力图在宏观层面巩固改革成果，并将主战场转向以集权监管为主线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领域。通过完善法规，多管齐下，亏损严重的中央企业奇迹般重生，并迅速做大做强。为了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体制，国家施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其间“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之争，一直与制度变革相伴随。　　本文选择了四个典型个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国企产权改制进行了事实观察和政策剖析。其中，1990年代早期的山东诸城模式，以彻底民营化的勇气震撼当时的中国，被视为市场化初期的产权破冰试验;稍后，吉林长春市为了解决困扰国企的债务难题，在破产与民营化之间走出了一条重组的新路，被誉为“长春经验”;20世纪末，面对外资和民企的逼人之势，江苏苏州市在全国“早迈半步”，对地方管辖的国企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表现出罕见的大手笔;江苏南京钢铁集团的要约收购，则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试水树立了标杆。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清楚看到，产权改制中各利益主体是如何基于不同的角色定位，如何围绕产权和控制权展开博弈的。　　角色博弈与均衡策略的视角，是本文学理探讨的重点。本文认为，打破单一国有体制，综合权衡企业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改制，是中国向市场体制转型下形成的自然演化的逻辑结果。在改制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业监管部门、企业管理层、普通职工、债权方、外来投资者等各类角色，围绕着国企产权的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展开了多轮交锋。尽管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为了求得暂时均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约束条件下，也不得不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兼容各方诉求。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使其在改制中往往具有自相矛盾的动机及行为。作为执政者，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业和社会福利负有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它对利润和经营绩效有更多的追求。政府的选择是，通过对所有者权益的重新调整和生产要素的重组，达到既退出国企微观经营层面，又力求保全企业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对待改制的态度，也取决于其对目标利益的权衡。在中国背景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固然是企业家的基本目标，然而，依靠改制来获得效用最大化并不是唯一途径。当企业经营者还有其他机会获得利益（例如政治收益）的时候，他们也有动力选择一种代价小而收益大的机会。普通职工主要权衡改制前后的收益福利状况，如果预期改制后的收益福利和效用低于改制前，则会反对改制。如果前者不低于或大致等于后者，他们倾向于接受改制。如果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他们则会积极地支持和推动改制。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是否接受改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或清偿债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服从于政府的需要。外来投资者主要关注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他们会从经济效益角度衡量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也要评估改制后职工问题的处理。　　本文认为，制度变迁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映，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状态的出现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但制度变迁的成果维持，又需要阶段性的达成某种均衡态势。各个博弈主体能否达成合作，实现制度净收益最优原则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基于对改制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核心诉求的分析，可以形成各博弈方战略（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构了国企产权改制的理想博弈模型，它是以企业家的目标函数为核心的，能否实现最优化取决于预期的股权变量，以及这种激励制度下的人力资本投入所产生的预期收益。　　本文还梳理了国企改革的新近进展和争议问题，据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强调，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以追求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制度变迁过程，各种改革举措为国有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优化了资源的配置。然而，在改革中也出现了诸如国有资产流失、部分利益主体受到不公正对待、官员寻租等突出问题。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未来的国企产权改革应立足于更加公平与正义的规则，体现全民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