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是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身体部件与政治象征，是研究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角度。本文主要研究晚清中国报刊中的剪辫叙事，进而研究其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建构。　　本文研究民族主义的理论参照与来源，主要是民族主义“建构论”的相关理论，参照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主义的相关论述，将民族定义为民族主义建构出的“想象”的共同体。　　研究晚清报刊的剪辫叙事，着重阐述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报刊中相关剪辫叙事命题的呈现，得出维新派的剪辫叙事命题围绕个人与国家的两个层面，而革命派的剪辫叙事则是经验与历史两方面的阐述。在这二者不同的框架下的叙事，其中虽有类似的叙事表述，却有着异质的意义。　　剪辫叙事的命题呈现，体现了维新派与革命派为剪辫行动所试图赋予的不同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这些意义能够在社会中对剪辫行为产生认同，并且在身体实践后变得更为深刻。在对剪辫叙事的呈现分析后，能看到其所体现的不同民族主义建构方式，结合社会记忆理论，认为剪辫叙事中所传递的意义，实际上蕴含着对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些“想象”在现实中的剪辫风潮得以传递与维持。　　对晚清报刊中的剪辫叙事的研究，希冀从微观的角度探析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具体呈现与建构过程，报刊中的剪辫叙事将意义传递到民众中，而后在民众的身体上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分析身体改变所体现的对于民族的“想象”。研究晚清剪辫叙事与民族主义建构的关系，也是对国民身体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一次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