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与股权融资方式对比来说,债务融资是中国公司更加偏好的融资途径之一。债务融资成本一方面反映了公司借贷外部资金所付出的费用,另外一方面也宣示着公司获取外部资金的程序和环节的繁杂情况。鉴于债务融资对公司经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合乎现有文献和经济事实的。董事长作为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掌握着最高的决策权,决定着企业的管理和运作,相对于其他决策者而言,对公司的政策发挥着更强的解释力度。作为公司日常业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公司管理层特征如何作用于其行事风格在学界和实务界受到广泛的关注。有关高管特征的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目前多数学者和专家们主要用高管的性别、年龄、学历、政治关联等背景特征度量高管的异质性,特别是近些年来,高管早期经历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大多数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高管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倾向,较少考虑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特别是早期经历饥荒的管理层能否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目前还没有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并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是,由于高管早期的不同生活经历可能塑造了高管个人异常的行为特质和生活习惯,进而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高管早期饥荒经历是通过何种作用机理来影响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呢?另外,高管的其他背景特征是否会影响到高管早期饥荒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在中国现在转轨经济环境下,决定公司决策的因素不仅有其内部因素,还有制度环境,因为制度环境可以影响公司某一决策行动所带来的利润和损失,因此触发公司的目的和行为。公司的决策方式通常取决于制度条件,是在遵循固有的制度下融合环境的理智抉择,因此要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不能脱离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和探讨。其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结束,会议要求实行反腐倡廉政策,该政策完善了我国法制环境,在无形中加强了对高管人员的外部监督,同时反腐败力度的提高还有效改善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对高管的内部监督,那么反腐败政策实施后,是否会对上述关系产生冲击?另外,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公司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高管的饥荒经历能否缓解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在不同金融环境中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呢?最后,考虑到货币政策是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一种重要手段,影响信贷资源配给,高管饥荒经历又是否能够作为缓冲剂,给企业的融资缓解部分压力?本文以2001-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早期饥荒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这种影响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前后、金融发展环境不同的地区和货币政策宽松、紧缩的不同阶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l)与高管没有经历饥荒的公司相比,高管经历了饥荒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并且在控制了高管的其他方面的特征、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相比反腐败政策之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高管饥荒经历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3)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高管饥荒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高管饥荒经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同时高管饥荒经历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在分析师追踪人数较少的公司中和在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更明显。本文首次研究了高管饥荒经历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意义,它对于深入探讨中国公司运营与解决中国经济矛盾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从理论上看,本文丰富了高管饥荒经历对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相关文献;发现了高管异质性特征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新机理,从而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完善债务融资成本的理论结构,为公司融资成本的相关研究的展开指出了新的思路。从实践上来看,本文研究表明,债权人根据高管饥荒经历来调整贷款决策,因而对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契约的签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助于债权人制定科学的投资决策;本文研究还发现,高管饥荒经历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通过内部控制这一独特的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价值,这对于公司聘用和考察管理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