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度是用来提高穷人的收入，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对于要不要实行这一制度的争论颇多，反对的人们遵从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最低工资制度人为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减少了低工资工人的就业，反而伤害了它试图保护的工人；而赞同的人们则引用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认为它并不会降低社会的就业。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机制，我国当前实施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它对我国产生的经济影响。 笔者认为，新古典理论的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的观点对于单个的企业或许成立，但是如果将所有的企业纳入一个总体的劳动力市场，即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并不必定如此。首先最低工资制度会增加工人的工资总额、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刺激社会的消费、诱发企业的投资和促进社会的就业。那些低效率企业的萎缩或退出所创造的空缺会为在竞争中获胜的高效率企业的扩张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所弥补。其次在存在失业和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决定企业雇佣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工资率，而是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和企业家对市场的预期。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强化了企业家的积极预期，从而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投资和就业。最后现实中确实存在垄断的劳动力市场这种极端情形，虽说并不常见，然而由于地区、职业、性别等的分割以及低端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势力的存在使得它永远也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考虑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时，以垄断模型作为理论支撑并不必定要满足市场上只有一个劳动力需求者的苛刻条件，雇主对工资具有决定权就使得这一市场非常接近买方垄断的状态。因此从理论上很难确定最低工资制度是会增加就业还是会减少就业，当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很大时更是不能一概而论，此时最好是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其经济效应。 不仅如此，在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工人受“饥饿原则”的困扰和财富的约束，无法与雇主进行平等的谈判；发展中国家的工会普遍弱小，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与雇主进行谈判，工人无法获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一致的工资；社会上还存在着雇主滥用权利和部分劳动的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这都需要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为劳资双方的谈判设立一个公平的起点，以确保工人最基本的权益。此外，它对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企业的竞争策略，促使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等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明显处于弱势，他们的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我国国有企业的工会在代表工人的利益与雇主谈判方面没有用武之地，非国有企业的工会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接近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都使得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具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偏低的分配率和过低的人工成本也为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的可能。 笔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的总体就业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水平提高1％，总体就业水平上升0.338～0.84％，平均上升0.513％，这一影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由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原因，我国的最低工资与集体企业就业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但是仍然促进了对工资比较敏感的非国有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以及城镇单位对农村劳动力的使用。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虽然没有减少社会的就业，但对工人总体的工资分布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并没有压缩工资分布的低尾，减轻工资分布的不平等趋势。这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不十分有效，执行情况也不十分理想。但有限的非国有企业样本表明，尽管仍然还有相当比例的非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低于最低水平，它对这一部分人群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