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村庄结构和文化没有像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经历沦为殖民地后被粗暴地破坏的过程，因此泰国村庄显得比较保守，变迁比较缓慢。王国时期前的泰人村庄集中在今天泰国的北部山地，带有军事部落性质，村庄内部民主平等，村民互助合作，从事稻作生产，形成一种强调公共制度的自生秩序和文化。素可泰时期，由于长期受到蒲甘缅人、华富里孟人和吴哥高棉人文化的影响，泰国村庄朝着建立王国方向发展。泰人村庄从山地到山谷平原的扩散，是泰人村庄的一次变迁。泰人村庄在这个时期面对的一大变化是国王成为所有村庄的头人。王权凭借佛教充当象征性资本，运用功德业报的观点在泰人村庄中宣扬等级的不平等性以及高等级向低等级征收贡赋和劳役的合法性，影响了泰人村庄的自生秩序和文化。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需要最大程度地动员人力和财力，因此王朝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萨迪纳制度，将社会分为统治和被统治两个阶级，形成了官僚贵族对村庄统治的制度化设计，这是泰人村庄经历的又一深刻变化。王朝后期，由于暹缅大战，造成北部萧条，政治经济发展中心南移，同时由于行政官僚贵族在控制人口方面的优势大于王权，阿瑜陀耶王权便扶植商业技术贵族以平衡行政贵族的权力。商业技术贵族的崛起使王室垄断贸易升级，使村民的林产品贡赋和劳役任务加重，也预示着村庄卷入国际贸易的趋势。曼谷王朝时期，《鲍林条约》签订后，华商深入泰人村庄，构建起村庄商业平台，泰人村庄卷入国际贸易，维持了四百多年萨迪纳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瓦解，同时国王领导乡村教育改革，推进文官制度改革，瓦解了地方传统的官僚庇护关系，促使村庄上层富裕农民政治需求的觉醒。总之，泰人村庄的变迁是缓慢而温和的，并且总是外部环境向村庄内部施压，造成村庄由外向内发生变迁。变迁是王权、贵族权力和村庄权力互相抗衡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