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让世人为之瞩目和赞叹。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还过多地依靠着要素大量投入和牺牲环境来加以推动,在国际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和国内环境状况愈发恶化的情况下,过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新型的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注定成为历史潮流。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学者们普遍认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要想获得持续的技术水平提升,需要依赖于国内外力量,也就是需要国内技术研发和国际技术溢出的共同推动。在国际技术溢出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学术界所关注,虽然能够有效弥补东道国的资金技术不足,并通过竞争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示范和模仿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也有“市场窃取”和恶化环境等负向作用。如何趋利避害地从外资引入中获益,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现有文献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大多只是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忽略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治污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并且,现有文献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特征时,往往集中在技术差距等常规变量上,未能有新的拓展。为了丰富已有文献,本文在刻画出外商直接投资省际格局差异的基础上,先结合使用随机前沿和数据包络方法估算出中国省际1995-2011年的传统技术进步(不考虑环境因素)和综合技术进步(考虑环境因素)水平,然后运用面板门槛技术,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工业服务业比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对FDI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及其门槛特征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以下几方面内容,并得出相应结论：(1)基于泰尔指数的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整体呈现了显著的收敛趋势,且东中西部的组间差异是引致总体差异的最大因素,也正是因为组间差异的迅速缩小,导致总体差异趋于收敛。同时,东部内部的差距趋于缩小,而中部和西部内部的差距则趋于扩大。(2)在估算效率水平时,本文首先使用随机前沿方法剔除了产出中的随机因素,然后将调整后的数据使用数据包络方法来求出相应的技术进步水平。结果发现综合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初步表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特别是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来实现的；发现不论是传统框架还是综合全要素框架下的技术进步变化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之间均具备负相关关系,意味着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效率反而呈现逐步降低趋势。(3)本文不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技术水平的溢出效应,而且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技术进步的影响,以期能够更为全面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传统技术进步上的溢出效应大于其对综合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说明我国当前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技术水平较高,但在污染减排上则不占优势。同时,在东部的技术溢出效应均大于其在中部和西部的溢出效应,在2003-2011年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1995-2002年间。(4)在门槛分析中,本文发现良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能够通过加速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来间接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同时,本文还创新性地研究了工业服务业比值在促进技术进步中的直接与间接作用,从而体现了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相互外部性的重要作用,并初步解释了中国“去工业化”和美国“再工业化”的悖论。不过,要想获得显著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需要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工业服务业比值跨越一定的门槛取值,且东中西部和不同时期呈现了差异化的门槛特征。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蕴含着一定的政策涵义,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应当有针对性地改进中国各省份在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工业服务业比值上的现状,从而保障他们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健康和持续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