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钟情于童年记忆的叙事,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安德烈·别雷、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作家。这些作家生活在俄罗斯不同时期,分属于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俄侨文学的不同的创作流派,但是他们的自传体小说都以“童年记忆”为母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文学界对以“童年记忆”为母题创作的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西方乃至东方的学术界不约而同的兴起了对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文学记忆问题的研究热潮,并迅时波及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显学。俄罗斯学术界受此影响,也掀起了对记忆问题研究的热潮。与西方学界不同的是,他们将研究的重点由文化记忆的研究转向文学记忆的研究。并从本土的文学中寻找资源。于是,他们发现上面提到的作家的自传体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钟情于童年记忆,并以此为创作的母题。在对以童年记忆为母题的作品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人的回忆行为是一种发生于人身体内宇宙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回忆不仅仅再现过去时的生活、体验、感受、经验,而且也是一种回忆的重新建构。“文学是一种‘杰出的记忆艺术’”。文学表现记忆,不像历史记忆讲究记忆的客观真实性,也不像文化记忆将原本充满活力的、动态的、形象的、丰富的记忆变为静态的、概念的、单色的文本资料,而是将记忆文学性或曰文学性的记忆。记忆的文学性是说文学要调动各种文学技巧,以诗性的语言、丰富的修辞手法、奇特的想象、双重时空叠加程序和象征隐喻,将虚无缥缈、来去无踪、变化多端的记忆之流徐徐如生的展现出来,构筑一个物质化的记忆空间。文学记忆相对个人记忆,其重建的痕迹、比重、程度和方式都有过之而不及。因此文学记忆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的活动,具有意向性特征。从学理上认识到文学记忆与记忆在本体论上都是人的自意识活动,具有意向性特征,为他们提出现象学散文文体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实,俄罗斯学者提出现象学散文明显受到现象学和现象美学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埃德蒙德·胡塞尔创建,后历经格哈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罗曼·英伽登等学者的承续和发展,将现象学扩展到了伦理、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等学科,使现象学方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现象学美学认为美学的对象是“纯粹意识活动”,即通过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还原“实现意识的生活”。“现象学的方法是一种直观描述的方法”。文学记忆是用文学性的手法和技巧,将作为意识活动的回忆以直观形象还原”意识生活”,说到底。文学记忆用的正是现象学所倡导的现象还原法。近几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在对自传体小说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个人回忆、童年回忆、集体回忆、文化回忆的话题。这些回忆如何进入文学的领域,转变为文学回忆,换言之,文学作为回忆的媒介如何将回忆呈现出来。研究者发现记忆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活动,具有鲜明的意向性特点,它与现象学研究的意向性有不谋而合的某些相似性,有不少学者尝试用现象学方法去解读自传体小说的叙事特点,于是就出现了现象学散文的提法。这种提法,应该说不仅切中肯紊,而且还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现象学散文中的散文,在俄罗斯学术界看来不是专指体裁分类中通常所说的“散文”,而是泛指文学,尤其是小说,但又不是泛文学、泛小说的称名,只有具有文学性的文学记忆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现象学散文。现象学散文是以主人公的过去时的生活和叙述人现在时的回忆的重叠和交错的“双重时间”结构,以记忆为中心话题。通过记忆叙事,精微的还原不同时空两种或多种心灵的相遇、碰撞、对话的思想体验和心灵图式,并负载着对存在、死亡、上帝等等永恒哲理的反思判断,折射出一个群体的社会记忆、一个民族的民族记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乃至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俄罗斯文学有着精细地揭示人物丰富复杂微妙的心灵的思想体验的传统,托尔斯泰堪称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俄罗斯作家都特别钟情于文学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的书写。十八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童年记忆主要展现的是农奴贵族庄园幸福童年记忆。以托尔斯泰的童年记忆为代表。十九世纪至20世纪初,“幸福的童年”转换为“被偷走的童年”的书写,表现出浓厚的感伤主义情绪,以白银时代安德烈·别雷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柳威尔斯的童年》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后,俄侨文学的童年记忆又重返“幸福童年”的文学叙事,个中原因是从1906年开始俄罗斯三次驱除犹太人,十月革命前后,大量沙皇贵族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逃亡国外。大量的俄罗斯移民被迫离开家园,寄人篱下,饱经风霜的生活处境,酿造了怀乡的情结和怀乡病。还原幸福的童年记忆,渴望回到充满和谐与幸福的过去,表达在世界骤变中找到遗失家园的强烈的愿望的童年记忆书写,从文学记忆上给苦难的移民生活抹上一点亮色,给身患还乡病的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移民作家童年记忆的回望的精神治疗价值也就凸显无疑。总之,无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童年》、俄罗斯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安德烈·别雷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柳威尔斯的童年》,还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的《说吧,记忆》都以童年记忆为母题,运用现在时与过去式交叠的双重时间结构,还原了儿童自意识形成的全过程,描述出不同时期俄罗斯民族记忆、文化记忆的不同风貌,以隐喻的方式,从反思判断的视角对存在、死望、神和上帝等话题做了反思判断。在文学上成功的实践了现象学美学的方法,在文学记忆的创作中,他们的童年记忆堪称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