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第29条增设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网络犯罪中尚处于预备阶段的行为独立入罪。此举体现出立法机关将刑法规制的时机前移,以适应惩治网络犯罪的需要。由于本罪为新罪名,理论上围绕本罪的法益、构成要件的解读、与关联罪名的界分等问题争议不断。司法实务中,本罪在适用上存在难点和困惑。因此,对本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是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立法和实践问题的考察。由于形式预备犯在处罚网络犯罪预备行为上正当化根据不足,缺乏类型性与定型性,司法机关形成了“例外处罚”的实践理性。本罪的出台能够化解上述困境,实现对网络犯罪的提前打击。笔者检索了自《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关于本罪的判决文书,进而发现随着判决数量的逐年增加,暴露出的问题也愈发明显。首先是对本罪法益认识的不明晰,并进而导致裁判文书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分的问题上说理不清;其次是在“违法犯罪”的解释上过度泛化,把一些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也纳入其中;最后是本罪在与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关联罪名的界分上存在困惑。第二章是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法益的探讨。理论上关于该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本罪法益为传统犯罪侵害法益,另一种观点主张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为本罪法益,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在罪名体系方面,本罪属于独立罪名而非量刑规则,决定其保护与传统犯罪不同的法益;其次,在类罪法益方面,本罪设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从属于公共秩序;最后,在行为特征方面,本罪为网络手段型、网络空间型犯罪,首先保护的应当是网络空间中的管理秩序。第三章是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剖析。该部分探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违法犯罪”的范围如何解释。对此有限制解释与扩大解释之争,笔者认为从实质解释的角度,采取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将“违法犯罪”解释为违法加犯罪;第二,“发布违法犯罪信息”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发布”行为性质为预备行为,信息载体既包含直接载体也包含间接载体;第三,“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自己预备还是他人预备。笔者认为本罪并不排除他人预备的情形。第四章是关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关联罪名的界分研究。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在司法认定上与本罪经常产生争议的关联罪名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与诈骗罪的界分上,当行为人既实施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行为,又实施了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则构成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本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在于是否形成双方意思联络、实行犯是否进入实行阶段。同时,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行为根据发送短信数量以及查证的诈骗金额的不同而定不同的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本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类型、行为阶段、罪过形式等方面。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本罪的区分应从行为方式、犯罪主体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