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程领域长期存在承包人垫资承建的操作,发包人拖欠工程款的现象同样屡见不鲜。当发包人资不抵债或濒临破产,尽管法院支持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但缺少优先受偿权担保的工程款债权无异于空头支票,无法真正保证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利益。《民法典》第807条规定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5条也规定了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施工人能否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一直存在争议。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实际施工人是否属于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一直争论不休。实际施工人作为优先受偿权主体具有正当性。在理论层面,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担保物权,不因合同无效便否定实际施工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优先受偿权来源于对工程的增值以及与工程间的牵连关系。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赋予了实际施工人通过代位诉讼主张优先受偿权的可能。在现实层面,实际施工人享有优先受偿权能够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报酬,维护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利益,实现优先受偿权制度设立之初的政策目的。在法律制度层面,《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承包人并未排除违法承包人,同时,根据《民法典》第490条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属于与发包人订立合同的主体。司法实践中,实际施工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存在三种模式,即实际施工人模式、代位诉讼模式、实际承包人模式。实际施工人模式将工程款债权与优先受偿权捆绑为一项权利。代位诉讼模式在承包人怠于主张优先受偿权时,赋予转包、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实际承包人模式认定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为保障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应依据“发包人是否明知”来确定实际承包人模式和代位诉讼模式的应用。实际施工人模式混淆了工程款债权与优先受偿权,应予弃置。在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的存在并接受实际施工人交付的工程时,实际施工人可按照实际承包人模式直接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在发包人不知实际施工人存在时,实际施工人则通过代位诉讼模式向发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基于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模式选择,在司法实践中还需对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实现的相关问题进行界定。一是对“发包人明知”的内涵界定和具体情况厘清。二是对承包人进行扩大解释,《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承包人是否包含实际施工人存在较大的争议,理论上的争议妨碍了现实中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主张。三是明确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的构成要件,实际施工人不同于合法的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要件存在一定区别。四是明确实际施工人与名义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权利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