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正值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是时,中国近代抵制日货运动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申报》几经易主,本着独立办报的原则,在具体报刊活动中逶迤实践,积极倡导国民抵制日货,“尽报界保国卫民之天职”。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反映并参与其中。本文以《申报》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对1908年到1919年《申报》所刊的抵制日货运动相关报道进行考察,从历史的纵向上审视了四次抵制日货运动的社会图景,并从行为规范、感知层面、精神约束三个层面剖析了《申报》关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行为规范上,本文重点考察了《申报》中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广告语以及《申报》具体的抵制日货实践;感知层面上,本文剖析了《申报》抵制日货报道对中日国民身份的描述和中国民族情感的酝酿;精神层面上,本文则聚焦于《申报》的爱国叙事和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叛国”教训上。此外,本文还采用比较分析法,将《申报》与《大公报》的相关报道进行平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申报》的叙述中,商品与消费行为的民族属性不证自明:“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中国人应自觉地加入积极抵制日货运动。《申报》还通过“中日有别”民族身份的区分,将中国人的耻辱感与中日“平等”关系的抗争发挥至极。此外,《申报》还高度呈现了“爱国”与“叛国”的相关话语,将读者笼罩在有可能成为国家英雄的“光荣”与国家败类、叛徒和内奸的“恐怖”之中,以爱国主义之名,动员和约束民众的民族主义实践与思维。《申报》根植于“社会”,依照着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不仅从消费行为、民族身份、爱国主义三个方面激发着近代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促进民族主义在民众意识中的具体化,还一定程度上对民族主义具有政治与文化上的导向作用。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与社会的镜像,媒介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正如催化剂一般,加快了近代中国民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