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脚步加快和全球化力量在中国的深层次发展，中国公众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不断增长，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所导致的公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成本大幅降低和时空限制的缩减则为中国公众参与国际事务的这种热情提供了巨大的表达空间。作为一项逻辑结果，近年来，在关系到我国家利益的一些外交事务中，会发现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国内舆论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讲都呈现出飞速的增长，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一定程度上的给予这些公众舆论正面回应，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无疑，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公众舆论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在政府外交决策中将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外交政策制订者将会越来越看重，在意乃至倚重于公众舆论所能发挥的重要效用。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就公众舆论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作用做出梳理和研究不管是在理论还是现实意义上都显得尤为必要.这构成了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本篇论文主要论及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在本文中，第一章首先从学理的角度对公众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并对其在对外政策中内容指向和表现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析。第二章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公众舆论曾在国际关系史上所发生的作用进行基本的思辨工作，从历史追溯的角度对国际关系史上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归纳梳理，并试图得出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战以后.而作为政府政治家也对公众舆论的处理也表现出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在第三章，笔者从理论的角度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这些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主要流派在对待公众舆论的态度上分别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认为:公众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普遍的漠不关心和缺乏了解，他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变化无常，立场缺乏稳定性，情绪冲动，不足以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公众对国际知识某种程度的缺乏并不必然意味着公众舆论就是非理性和不稳定的。一个人对事实的记忆多寡与其判断能力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政治理性与信息量并不一定成正比，因而公众舆论虽然存在知识不足的缺陷，但还是有自己的价值结构的，因而公众舆论是理性的和真实的，其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根据现代民主原则，理应成为外交政策的基础。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上，公众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都是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在现代政治中，要使对外政策的效用得到最大化，必需正确的引导公众舆论而不是试图将其置之考虑之外.要正确的引导公众舆论最根本的在于公民教育。在结语中，作者试图对中国近些年来的公众舆论状况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并进而做出自己的结论。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了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　　在历史的维度对国际政治的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作用的演进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中国环境下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这种互动提供了参考性框架，不管愿意与否，在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公众舆论将会对外交政策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外交部门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所不断倡导的“民本外交”中的“民本”将不仅仅只是一个外交工作价值取向的内涵，在以后的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操作方式的内涵在内.作为上升中的大国的中国如何从国际政治发展历程中其他国家在对待对外政策与公众舆论互动方面吸取经验和教训，最大程度的避免公众舆论给国家对外政策进而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最大程度的发挥公众舆论的正面效用成为有远见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精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作者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在公民教育中而对公众的国际意识进行引导和教育成为保证公众舆论这匹野马不脱缰的根本措施，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诸如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加强对课程的设计引导，培育大量的对民众意见具有引导作用的社会机构和专业精英，政府制定加强国际意识教育及交流在方面的法律等等.就短期的角度着眼，政府在面对具体的事件时要学会有效用媒体和舆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