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以美元计量的名义人均GDP增长率和以本币计量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却出现了一种非均衡变化现象，并且这种非均衡变化和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之间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无独有偶，当我们简单对许多后进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时，发现它们也曾出现过和我国类似的这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现象，并且它们同时期的外贸结构变动同样也和这种非均衡变化存在着对应关系。考虑到这些事实，同时结合两种人均GDP各自反映的不同经济学内涵，可以说，我国的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和同时期外贸结构变动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可能对追赶型国家来说是共通的。基于此背景，本文以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为切入点，对我国外贸结构的变动展开了研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本文的分析视角是全新的，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已有的国际贸易结构理论做出相应补充，以便更好地解释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贸结构变动。　　为了对我国的情况做出更好的解释，本文首先选取了曾出现过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同时又和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三个东南亚国家为考察对象，研究它们的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过程，以及同时期出现的对外贸易结构变动情况。然后理论分析非均衡变化对外贸结构变动的传导机制，从两种人均GDP增长率各自不同的经济特性出发，分析非均衡变化是如何通过对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而导致一国外贸结构发生变动的。最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经验事实做出相应的验证性分析，并立足当前情况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通过相关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及对应的对外贸结构变动某种意义上是后进追赶型国家所共有的。在它们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美元名义人均GDP增长率总体上要低于本币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此时，出口方面，低附加值产品比重迅速上升，中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产品相对稳定或略有上升;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总额相对稳定，其内部的耐用品比重也基本保持平稳。而在它们经济发展相对成熟阶段，美元名义人均GDP增长率则要明显高于本币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此时，出口方面，低附加值产品比重开始不断下降，中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产品则呈现出较之前期更为明显的上升;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总额不断攀升，其内部的耐用品比重相应也在不断提高。　　第二，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对一国外贸结构变动的作用是通过其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传递的。对企业来说，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意味着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效率之间的不一致变动，反映企业生产成本优势变化状况。这种生产成本优势的变动为该国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带来了不同的竞争力表现，相应的导致了出口结构的变动。对于居民来说，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意味着收入水平变动引致的商品需求与本国产出能力改进之间的非一致变动，反映居民需求和本国产出的匹配状况。这种居民需求和本国产出能力是否匹配，相应的将导致进口结构的变动。　　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出来的情况与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情况并无二致，符合本文理论分析所阐述的那般。我国两种人均GDP非均衡变化同样对应的是我国在国际比较中生产成本、居民收入和本国劳动生产率及产出能力改进等方面的非一致变化，它对我国外贸结构变动的作用也是通过其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