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堪谓中国诗学中一个存在已久且影响广远的学术类型。然考据主真,诗艺求美,如何将此二者融汇于一体,始终为一难题。二十世纪学者中多有措手“诗学考据”者,本文仅以唐诗学研究最为代表的陈寅恪与岑仲勉为例,藉论析各自诗学成果中考据进路表现之不同,以尝试探讨真正将考据与诗美发现贯通一体的“诗学考据学”何以可能。　　二十世纪以来,种种偏见之下,考据之学往往易被狭隘化、固定化为一资料之学、文献之学。梳理上世纪初叶刘师培、胡适、梁启超等对清儒考据之学内在进路的辨分,陈垣、严耕望、顾颉刚等对史料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见考据进路不同则学术关注点自有偏向。此一点,犹为明显的体现于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实践之中。从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可以清晰看出,岑氏侧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献考据,与陈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视野的历史考据,堪谓现代文史考据之学不同学术进路的集中体现。　　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两种考据进路本未可强作轩轾。然施之于诗学,则前者更凸显为对有唐一代诗学文献之整理,而陈寅恪的诗学考据则更多一份诗性眼光与诗美发现。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学考据学”,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尽管考据型诗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渊源已久,但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诗学”之所以要讲考据,还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为一种独特学术类型的“诗学考据”,实有文字考据、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三种不同进路,各自皆有其需要关注的内在问题;三是岑仲勉与陈寅恪所标识的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可谓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其对后此学者的影响呈显一种交互性。综此而言,尽管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着意于发现“中国诗”艺术特性、于逻辑实证研究中灌注一份鲜活艺术感发力的陈寅恪式的“诗学考据学”,应该成为此下学者不应忽略的一种诗学批评“方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