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从1988年Fazzari首次正式提出到现在,一直是公司财务领域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Fazzari,Kaplan,Myers,Majluf,Jense,Stiglitz等诸多世界著名学者都对该问题的研究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并且,对该问题的研究同时推动了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等相关理论的发展,有许多研究成果都被世界500强的公司应用在其现金流管理和管理层激励政策当中,使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和现金流管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造成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的原因有两种:非对称信息导致的融资约束和管理自由化导致的过度投资。不同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依赖性不同,背后的原因也不同。本文通过对中国沪深上市公司1999-2000和2004-2005年间公司投资与自由现金流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及其背后的原因,利用改进后的回归模型与以前研究模型的效果进行对比,并进一步分析公司特征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本文的目的是要找出影响中国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键因素,为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无效率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公司治理结构和盈利能力提供可行的参考意见。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数据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拥有较高增长率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源于非对称信息;投资前景较差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则源于管理自由化。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对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小规模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要高于大规模公司,并且动因检验结果为管理自由化,大公司的动因检验结果效果不显著;高负债率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要远低于低负债率公司,而且高负债率公司更可能受到管理自由化的影响,而低负债率公司更可能受到非对称信息的影响。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并不注重股东回报率,股利支付率对公司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没有影响,不能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