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做出了明确规定，但随后的二百六十九条又做出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很明显，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是对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进行的一个补充，从而也就产生出了一个新的法理概念，即转化型抢劫罪也称事后抢劫罪。由于对法条理解上的不同和司法实践中情况的复杂性，导致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成为了刑法界争论的热点和难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另一方面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数额界定问题，最后一个是携带凶器进行抢夺时是否向被害人显示凶器的问题。本文将借助四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即：转化型抢劫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案例、既遂与未遂案例、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的数额界定问题案例和关于携带凶器抢夺时是否向被害人显示凶器的争议案例，以案例分析报告的形式，从法理分析和司法认定方面对四个案例进行系统地分析，深入探讨转化型抢劫罪的相关认定问题，从立法缺陷的完善和结合自身刑事工作方面，对在转化型抢劫罪认定当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为我国法理研究和司法实践工作起到一些借鉴作用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