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学翻译立即会想到“翻译者，反叛也”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翻译的叛逆实质源自于语言的转换。在翻译中，一部作品被置于另一语言中，词语与意义的参照关系有所不同，机械的变易势必成为真正的叛逆行为，语言表达的形式在翻译中进行简单复制的这一负面后果为我们在语言转换层面的“叛逆”行为提供了合理理由。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叛逆，因为离开、背离了原文本意；而巧妙的“叛逆”反而会显出真正的忠诚，因为忠实原文本意的变易、背离最终能纠正对原文的背叛。忠实的关键不是看形式上，而是看原文本意是否忠实。“我不忠实是因为我没有叛逆，我忠实是因为我叛逆”，这句话辨证地说明了叛逆与忠实的关系，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语言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这一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谢天振在他的《译介学》中指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根本无法分隔开来。”长期以来，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于“仆人”，而“叛逆”又成了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之一。这为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承认创造性叛逆实际上也就是肯定译者的主体性，将译者从传统的“仆人”地位解放出来。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有限的，译者的创造性也是受到限制的，毕竟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和文学作品原作者的创造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称“文学翻译中，再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根本无法分隔开来”应该更合理、更恰当一些，这将进一步准确定位译者的地位，不至于从“仆人”这一极端走到“自由创造者”这另一极端，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更好地指导文学翻译，通过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进行“适度”而非“失度”的叛逆达到忠实的目的，避免以“创造”之名行叛逆之实。本文通过张谷若和董秋斯《大卫》两种中译本的比较来阐明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性叛逆。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指出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文学翻译的忠实即与原文艺术上的一致；第二章阐明译者的艰难处境：即戴着镣铐跳舞，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限度提供客观条件；第三章通过文学翻译和文学写l之e一ereolive’I’re:.50:一15 the Woy toF:、ithlUI一essi一I一iter:.ry’l’r:一、slatio:1作的比较以及译者主体性的运用说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再创造性和不可避免的叛逆性;第四章通过《大卫》两种中译本的比较阐明文学翻译中再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忠实的手段;最后一章是对整篇文章的一个总结，指出了文学翻译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并再次强调文学翻译中再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忠实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