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法学学术界之中,对于在私法领域之内部如何定位与协调好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未来构建最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所需的商事立法模式一直都存在着较大的学理性的纷争。合理化的民商事立法模式的构建不仅涉及到民事立法和商事立法的关系,更关系到未来我国私法制度体系的建构。因此,对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这两种民商事立法模式的研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纵观世界各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体例,由于受到传统形式主义的影响不论是采用独立商法典模式还是采用民商合一模式的体例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与弊端。因此在大陆法系内部,我国根本没有适合我国的商事法规构建参考与效仿的体系蓝本以供参考。因此我们只能在超越传统商事立法模式的基础之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自寻适合我国发展需要的商法发展道路。本文在论证中国未来所要选择的商法发展模式之时,超越了传统大陆法系形式主义的分类标准,并从世界商法的发展演进历史以及我国国内的近现代商法本土化进程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陆法系中的传统形式上的“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相关理论之内容以及两者的立论观点的分析,说明传统民商二法分类标准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及各自所存在的局限性,并对世界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的评析来阐述当今世界现存的商法体例都不适合我国加以直接的效仿与引进。其次,从中国特有的商事发展历史入手,说明我国自古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给中国商人与商事发展缺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另外,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商事立法中所存在问题经行分析来找出阻碍我国商事法规发展的原因所在。并通过国内理论学界所提出各类商事法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与论证来阐明采用《商事通则》统率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商分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