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是在反思胡适、冯友兰、港台新儒家的中国哲学史后写成。本文将对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编撰特点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厘清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边界,以期对今后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所启发。劳思光将中国哲学视为“引导性哲学”,进而探究合适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提出了独特的“基源问题研究法”。运用此方法,劳思光从中国哲学理论的“发生历程”与“内涵意义”着手,将理论的产生过程与其内容指涉区别开来,分析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成素”和“封闭性成素”,并提出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设准”,从思考哲学本身出发,试图建立一个普遍开放的哲学概念来统摄哲学史上已经出现及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特殊理论,为彼此间的对话交流奠定基础。劳思光对中国哲学特性有其独到的认识,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他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无疑受到他的哲学观的影响。所以,本文开篇采用“背景研究法”,对劳思光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初衷、原因和目的加以阐释,以便从宏观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析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在论文的展开过程中,笔者采用“综合分析法”和“例证分析法”,一方面对其“基源问题研究法”做全面的总结分析;另一方面从“基源问题研究法”在论述儒家思想中的运用,探讨此法在书写中国哲学史中的得失升降。最后,笔者在对劳思光的中国哲学“三期说”及宋明儒学“一系说”进行述评后,对《新编中国哲学史》的价值和缺失做出整体评价。劳思光在书写《新编中国哲学史》时有着很强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以往对其哲学史的研究,或者侧重梳理他的哲学史内容;或者重点讨论他对某个中国哲学思想家或学派的判定;或者将他与其他哲学史写作者进行比较;或者单纯探讨其哲学史书写方法的优劣。而笔者以为,劳思光是将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作为一个起点和多个落点——即作为对中国哲学未来研究的一项准备工作的起点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的多个落点。因此,只有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从外缘观察到内在解析,方是研究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书写特点的要义所在。